克苏鲁公社

死亡凌驾

Jun 18, 2026  

作者:莫逆之寒

“Father dear father you’ve done me great wrong,”
“You have married me to a boy who is too yong.”
“I am twice twelve and he is but fourteen,”
“He is young but daily growing…… ”
孩提时代的我总是枕着这首安眠曲才能睡熟。伦敦白教堂区贫民窟的街道环境非常嘈杂,从入夜至天明,运输煤炭的马车声绝不间断,匆忙碾轧过浓雾笼罩的坑洼街巷,避开纺织厂上工的人流,掩着夜色备齐白昼需消耗的燃料。那些车夫出卖夜间团聚的机会,以换取微薄的薪资养育家庭,在这座被垄断工业填满的城市里艰难求生。
自从失去那位总在床头温柔吟唱的妇人后,我的睡眠质量便每况愈下,直至后来学业与事业有成、搬入名流聚集的伦敦西区后才稍得缓解;而今我则再度难以入眠,这次并非出于噪声困扰或者思念母亲,而是我开始恐惧睡眠,恐惧再次堕入那片隔绝身体本能、令我在濒死窒息中窥视彼岸的黑色潮水。
我的名字是西奥多•莱斯特,伦敦白教堂区医院的主治外科医生,绅士医生霍勒斯•沃林顿爵士的养子与继承人;在人类狂妄相信医学凌驾于死亡的年代中,却开始逐渐被死亡的纯粹恐怖所笼罩。
也不知这份手札最终是否会至流落他人手中,但还是姑且将其作为浮夸的回忆录写下,以承载这段彻底摧毁我意志的经历;而如果你获取了这些文段——亲爱的读者,我恳求你即刻将它丢弃或是焚毁,我不想令这些叙事成为困扰你的梦魇,不想令毫无意义的反叛或恐惧也贯穿你的人生。
倘若你执意深入,那么,请允许我先行向你致歉。我无力劝慰你青涩的抗争精神,也无法阻止自己行文的欲望、即使明知任何落笔都可能暴露在世人面前。
让我们开始故事吧,就你和我,去投入那些无可名状的深渊,窥视死亡尽头的真实;尽管看不见你的音容,但我祈愿自己能够穿透时空的隔阂,在黑暗中紧握住你的手,令我们彼此不至于惶恐。

写下这些文段的日期是1889年7月24日夜,我坐在白教堂医院二层值班室的窗前,在堆砌满废稿与浸润着墨渍的桌面上伏案写作,迎面便能望见沉浸在漆色暗夜中的街区。
曾被诗人千百次描摹的仲夏夜色,并没能眷顾这座已被严重污染的钢铁丛林。笼罩着伦敦的夜幕中看不见闪烁的星座,因为高耸的烟囱与工厂高顶正割据着天空,万千家庭与工厂燃煤产生的烟雾,混合成弥漫于街道的浓稠毒汤,让半座城市陷入令人窒息的灰暗。唯有煤气灯在街道雾霭中晕开昏黄的光斑,如同街边流浪者浑浊的眼眸,映照着并不澄澈的夜空,与蜷缩在云际后的苍白月色。
这里是全伦敦最险恶的贫民窟与移民聚集地,充斥着肮脏、暴力犯罪与令人绝望的贫穷。街道边满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终日在帮佣与买醉的循环中度过;廉价的站街女满身溃烂,却仍日夜招揽生意、将病症不懈传递给更多的顾客。
直到这个并不温良的仲夏夜,“开膛手杰克”的阴影仍游荡于此地的街巷深处。一系列尚未破获的血腥连环谋杀悬案,彻底将白教堂区的险恶声名推向顶点,并通过全球媒体的报道不断扩大着影响,逐渐成为伦敦城黑暗面和国际性恐慌的代名词。
仅仅距此数道街区之外,伦敦西城灯火通明的梅菲尔富人区中,仍日夜不息举行着附庸风雅的上流社交宴会。水晶吊灯将香槟塔照得流光溢彩,仕女裙裾掠过镶木地板时扬起鸢尾香粉的细尘,镀金餐具与德比瓷盘碰撞出清脆的碎响。
这场浮华盛宴恰是世间一切罪恶与堕落的渊薮,却续写着日不落帝国鼎盛时代的传奇篇章,丝毫未曾顾忌社会的衰颓与分化。
正如行文中袒露的这般,已经袭承贵族爵位的我对伦敦底层乱象拥有着深刻认识。这并非是种高屋建瓴式的傲慢审度,而是因为我出身自贫寒,描绘此处便仿佛是回顾着自己的童年那般。
在白教堂区横流着污水与秽物的街巷深处,我消磨度过了自己的孩提时代,直到被称为“白死病”的结核夺走了我那织工母亲的生命。
彼时我尚不知晓死亡的恐怖,当她在陋居病榻上吐出临终的血痰时,我稚嫩的心智竟残忍地将其视为解脱,于是未及悲伤便学会了感恩,跪伏在霉湿的床铺前,为仁慈的神明允许她脱离苦海而祈祷。
因为在母亲病倒之前,“梳棉室哮喘”已先行将她的身体腐蚀得千疮百孔。常年浸泡在纺棉絮尘中的肺,每当入夜后便开始剧烈咳喘,往往等到我半夜惊醒时,还能听见她在隔壁床榻上辗转难眠。
我难以忍受终日看见她惨白尔日渐透明的脸庞,暴露出青紫的血管与瘦削的颧骨,咳喘时粘稠的血块从嘴角溢出,却还要在这残酷人世继续捱受酷刑,并且坚持用不再清越的歌声哄我安眠。
在失去保护我抵御贫民窟恶劣环境毒害的温存家庭后,我流落进巴纳多博士之家福利院,最终凭借医学天赋,受到前来义诊的沃林顿医生赏识,作为他的门徒系统进修医学。
后来这位丧妻且无嗣的高贵爵士将我定为继承人,领养并带我搬迁至梅菲尔区生活;但当终于从生育而未曾抚养我的泥沼中脱身后,我坚持选择回到此地工作,最终成为白教堂区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
白教堂是间所谓的“志愿医院”,原则上对穷人免费,却只收容持有上流人士“推荐信”的病患。而发布“推荐信”的资格,则全额把持在医院的捐助者们手中。其中的翘楚,临近纺织厂的厂主巴塞洛缪•克劳福德几乎垄断了这一渠道,并不断从中牟利。
曾经是我母亲雇主的豪绅,现在不仅控制着工人的生计,还控制着伤员获得救助的机会;尽管如此,这仍是底层穷人获取救援的仅有途径。如果不卑躬屈膝、祈求白教堂的恩惠,他们就只能去更低劣的济贫院医务室等候死亡。因而虽然心底颇有微词,我却始终懦弱地保持着沉默,沦为权贵把持医疗资源的执行者。
在这里能接触的伤者,多是些在工作中遭遇意外、严重受伤的工人。他们被雇主出于“人道主义”、稳固民心或是延续价值等目的遣送至此。大部分人都只是划伤,或失去了手指或脚掌,捂着伤口独自来此就诊;少数则用破烂的布条捆扎着断肢或胸腹,被工友用简易担架匆忙搬运进等候室。
每周末我还会去济贫院义诊两次,接济难产的贫妇、被马车碾压的醉汉与在街头斗殴中受伤的暴徒。沃林顿家的教养与家世绝不允许嫌贫爱富,但我越是想要悬壶济世,就越意识到自己能力的局限,最终难以避免地在内心之中沾染上阴霾。
那些失去了肢体,浑身血污与呕吐物的流浪者,与蓬头垢面、被腹中胎儿吸收得瘦骨嶙峋的孕妇,即使能在手术中幸存,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无法熬过术后恢复。平日里积蓄的虚弱与症结一旦完全爆发,其他疾病便会乘虚而入、轻易夺走他们的生命;
至于那些再度侥幸存活的人们,则不得不面临痛苦的手术遗毒,并且继续长期经受悲惨生活的摧残。
正因如此,我虽是为救济穷苦病患才回到白教堂区,却并不情愿再度降低身份、去济贫院从事毫无成果的徒劳救援;而只是高踞在被誉为“贫民医疗体系之‘圣殿’”的白教堂医院中,保持着精妙的算计与优雅风度,一点点消磨着自己的勇气和初衷。
如果没有童年时期的那些经历,我或许会像养父那样成为一名绅士医生,就职于圣巴塞洛缪或米德尔塞克斯等名流医院;但养父时常勉励我要“恪守自己的本心”,因此虽然经常对前景感到迷惘、为自己的恶德感到羞赧,我却从未离开白教堂,或许这就是我的“恪守”所在。
而在历史的另一面,科学真知在这段黄金般的岁月里,不断取得胜利、开拓击溃未知迷雾:钢铁巨兽咆哮着撕裂田野的静谧,电报将千里广袤压缩于瞬息,高速摄影定格瞬间以供永恒收藏。
源于科学进步的磅礴伟力正驱离未知的迷雾,无人不拜服于科学的进步之下,就连曾经身为医生的我也不例外。
19世纪中期以前的时代,被推入手术室的患者幸存与否,只能仰仗“上帝”的鼻息。在手术操作环境尚未规范的年代,术后感染平等地威胁着每位患者,从家世煊赫的富豪到赤贫的佃户,无人得以幸免于难;倘若患者在手术中陷入昏迷,医学认知局限更让医生陷入彻底的无能为力,除了与焦灼的患者家属一同祈祷外别无他法。医学所谓的“拯救”,最终只能依靠于患者体内顽强的生命力。
彼时死亡被看作是种“施加的惩戒”,是超越了人为的、无法辩驳的宿命。医学在死亡面前显得单薄而又贫弱,甚至连自身都布满了亟待填补的漏缺与空白;直到这黄金般的年代到来,科技的进步带动起医疗水平的提升,让原本处处掣肘的医学研究开始日新月异。
等到李斯特的消毒术开始推广、对细菌等微生物的认知加深后,人类惊讶地发现,原来死亡也可以被按部就班地遏制,只要循规蹈矩便可免于依“上帝”脸色行事,从死神手中强取豪夺拯救患者的性命。几罐石炭酸喷雾进行消毒,少量对临床细菌学的系统认知,便可让患者术后免于败血症的威胁。甚至原本九死一生的术中昏迷,也已被身体素质的提升征服,我自己便屡次将患者从死亡边缘复苏唤醒。
这是医学发展最迅捷的时代,无比辉煌的胜利接踵而至,曾经无解的绝症纷纷被逐个攻克,就连曾经夺去我母亲生命的“白色瘟疫”,也已被罗伯特•科赫证实是由结核分枝杆菌所致。虽迄今为止它仍是绝症,但所有人都深信不疑:这世间不存在凭借智慧无法战胜的疾病,征服结核甚至癌症也只是时间问题。
在令人目眩神迷的伟岸成就下,死亡似乎也逐渐被祛魅征服,从不可言喻的神罚降格为亟待攻克的技术难题。一切都显得兴兴向荣,科学的荣光普照着大不列颠的土地,让我们这些身处其中之人不禁深信:医学已然凌驾于死亡之上,它将主宰生死,继而引领全体人类,共同迈入那个由蒸汽、钢铁与永恒科学定律构筑的理性天国。
然而,正当这狂热信仰最鼎盛时,我却从手术台上那些被从死亡边缘拽回的病人眼中,窥见了一丝现实的裂痕、一种足以让这理性天国分崩离析的冰冷真相。

我那高尚的养父,霍勒斯•沃林顿爵士,在数年前的例行体检中,被发现在腹部深处长有某个搏动不止的肿块。那颗长期操劳积於成的恶果,盘踞在腹腔动脉深处,就像颗随时将要引爆的炸弹,一旦苏醒就会挣裂纤薄的血管,最终迅速导致患者因内出血而死亡。
这就是十九世纪困扰人类的绝症之一——腹主动脉瘤破裂,是种绝对无法挽救的致死因素。在养父确诊的年代中,人类的医学仍对它束手无策,患者只能像蜷缩在牢狱中的死囚般,满怀恐惧,在煎熬中等待死亡降临。
作为医学界的泰斗和先驱者,沃林顿爵士同我一样都深信不疑,医学技术的进步能够将一切病症迎刃化解。在检查出动脉瘤这种绝症后,他并未悲观沉湎,而是立刻将疾病作为新的研究方向,与我不断研读最新的血管外科文献,商榷进行手术的理论可行性。
在旷日持久的研究中,我们逐渐诞生出大胆的设想:也许腹动脉瘤并非无法战胜,只要手术操作得当、辅以适量的勇气、智慧与创新,便能史无前例地战胜绝症、攻克死亡领域中的又一处疑难。
如果他未曾在深夜突感腹部传来剧痛、匆忙联系医院后将我叫至书房的话,也许我们将在数年内主动迎接挑战、尝试摘除这颗祸端;然而灾厄并未等待我们应变,便在某个本该喜庆的夜晚忽然降临。
1886年7月24日,在宅邸中举办完自己的六十岁生日晚宴后,霍勒斯•沃林顿爵士因腹动脉瘤破裂而突然倒下。
当我得到消息冲入书房时,爵士正合身躺在昂贵的波斯地毯上,双手交叠端放胸前,保持着不去压迫腹部。他的面色因内出血过多变得苍白,却依旧镇定从容地向我嘱咐手术要点,就好像病症并非关乎他的生死,自己仅是在主持一项有趣的、富有深意的研究。
“西奥多,我的孩子,我们都知道等待我的命运是什么。虽然还没有做好准备,但它已经到来了。我刚已联系了查林十字架医院,片刻之后会有人将我送往手术室。届时手术将授权于你主导进行,计划不变,所有步骤按我们推演的执行即可。”
男人的面容在开口时因剧痛略微狰狞。再度嘱咐我手术流程后,他喘着粗气缓了缓,接着便又说出勉励的话语:
“我不知道自己这次闭眼后,还能否再看见你的脸,但还是希望你能够放心地尝试。与其在恐惧中被撕碎,我宁愿躺在自己战斗过的手术台上结束呼吸。遗嘱早已写好放在床头抽屉里,原谅我将最艰难的部分交由你独自应对,我真的很想亲眼见证你的成就,但是——”
“我知道了。现在少说两句节省些力气,我是不会让你死的。”
我毫不犹豫地打断了养父不详的言语,尽管内心已然知晓:这有可能就是他留在世间最后的遗言。
但我没有将一切都作最坏打算的习惯,这也是沃林顿爵士予我的教导:作为一名医生,即使患者已经放弃,也绝不能因他们的悲观影响自身意志。因为我们即是最后的防线,没有退却与畏惧的资格。
“无论结果如何,这都是我自愿的选择,也将是我为后世留下的宝贵经验。运用你所知晓的一切知识,祝福你,我最骄傲的孩子。”
男人的声音由清晰而渐至衰微。当说完这句告别后,皓首银发的爵士将脑袋微微歪向一侧,堕入深沉的昏迷之中。我努力抚平着心态,跪坐在养父的躯体边,等待着医院支援的到来。
虽然白教堂区医疗资源匮乏、我不得不身兼多职处理各种病症,但我就读的专业自始至终都是血管外科,恰好具备应对养父危机的素养;尽管世界范围尚无成功挽救腹动脉瘤破裂的案例,但既然我常被夸耀为“全伦敦最顶尖的外科医生”,便有资格成为创造出那“必然诞生之历史”的先驱者。
早在我们产生尝试意图之前,俄罗斯帝国圣彼得斯堡的外科医生尼古拉•埃克已经在犬类身上实施过门静脉与下腔静脉吻合术,证实大型血管可能被再度缝合,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手术器械条件受限,但我亦曾提出过某个创新性方法,有可能绕开条件限制。
现在需要的只剩下冒险验证。这种行为在东方哲学古籍中又被称为“合道”:手术如果成功,我不但能挽救自己养父的性命,并且必将成为约瑟夫•李斯特那样名垂青史的医学先驱。
通往医院的路途显得如此漫长,两位医院护工用担架抬起沃林顿爵士,匆匆穿过弥漫着夜雾的街道,街角的煤气灯照亮着我们的脚步。从居所来到医院只耗费了不到五分钟,而当查林十字架医院橡木镶铜的正门出现在视野尽头时,我立刻脱离队伍先行进入医院,进入养父常用的休息室准备投身手术。
医院的空气里弥漫着石碳酸的刺鼻气味,仿佛建筑本身正在通过消毒来抵抗无处不在的死亡气息。昏黄的灯光在墙壁上投下摇曳不定的光晕,将奔跑的护士和医护员的阴影拉得忽长忽短,其间似乎潜伏着些躁动不安的鬼魅。
我最终站到手术室厚重的木门外,形如一尊被冷汗浸透的雕像。尽管准备仓皇,身上的手术白袍却还是一尘不染,并且似乎还残留着上一任主人,也即是这次的手术对象本身的余温。
我知道这将是自己从医生涯中最艰涩的战斗,我曾亲眼见证母亲死于疾病,如今绝不会再放任这种事情发生。
医院的资深外科主任,也是我大学相交甚密的旧友,艾姆斯先生,在手术室等候已久。见到我后,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臂,面庞在灯光下显得灰败而严肃:
“莱斯特!你清楚你在谋划什么吗?这是腹主动脉!上帝都不会轻易触碰的领域!你根本这不是创新,而是拿沃林顿爵士的生命做你疯狂的赌注!”
“他授权给我全权处理。”我径自将他打断,听见自己的声音嘶哑中蕴含着异常的镇定,甚至竟感到解离般的平静,仿佛灵魂正悬浮于躯体之外冷眼旁观:
“在他的意识消失前,所有体征都指向包裹性破裂,出血暂时被周围组织局限。艾姆斯,这是唯一的机会,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但此先还没有任何人成功过,你有没有过考虑成功率……”
“统计学对当下的个体毫无意义。”我凝视着门上那扇小小的磨砂玻璃窗,手术室内人影晃动,传来器械快速摆放在金属托盘上,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护士长推开门扉,急促地说道:“莱斯特医生,病人已麻醉,一切准备就绪。”
“这就是你不如我的地方,”我这么说着,将手掌浸入门口放置的黄铜洗手架中消毒。冰冷的石碳酸溶液没过手腕,却并不比我此刻的内心更空洞:“还记得斯菲尔德教授说的吗?你将成为优秀的继承者,但并不适合作为开拓者。因为你不相信事在人为,更不相信自己能够成为谱写历史的人。”
当这话语落下后,我看见艾姆斯的脸上划过细密的汗珠,似乎正进行着剧烈的思想斗争;而当我即将独自走入手术室时,突然听见身后传来匆忙的呼喊声,艾姆斯终于做出了正确抉择:
“等等,西奥多——你需要助手,对吧?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你,毕竟在爱丁堡医学院,我们一直都是最好的搭档。”
百忙之中,我在这个充斥着紧张氛围的夜晚露出了首次微笑。

手术室中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护士手持着泵动式石炭酸喷雾器,持续地在房间里喷洒消毒雾霾,以创造出“无菌环境”;数盏煤气灯悬挂在不同方位,光线聚焦于手术台上,嘶嘶作响着竭力驱散阴影。
霍勒斯•沃林顿爵士毫无生息地躺在那光束交汇处,身躯被浅绿色的消毒巾单覆盖,只露出苍白如大理石般的腹部区域。每一次灯影的摇曳,都会引发光晕的微妙变化,仿佛患者的生命之光本身也追随着灯光飘忽不定。
我疾步走向手术台,目光依次扫过托盘上那些闪亮而冰冷的器械——手术刀、血管钳、自制的缝合针,还有那一小段浸泡在生理盐水中的、取自尸体解剖的同种异体动脉血管。它显得苍白而安静,是今夜这场对抗死亡的仪式中,最诡异、最令人不安也是最令我心生希望的“祭品”。
手术的助手们已经各就各位,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与敬畏,间或夹杂一丝被这疯狂尝试点燃的兴奋。艾姆斯尚未完成消毒流程,并未出现在房间中;然而手术刻不容缓,每一分钟的延误,都让患者更趋近死亡,因此只能由我先行开启流程。
“手术刀给我。”
我听见自己冷静地说道,声音仿佛从渺远之地传来,彻底斩断了所有犹豫和迷惘。泛着冷冽光泽的银色柳叶刀被递到我的手中,毫无生机的冰冷器械,却即将承载起这鲜活生命的全部重量。
随着物品聚精会神,整个世界骤然收缩,只剩下这片被灯光照亮的方寸之地。伦敦的夜雾、阶层的鸿沟、不幸离世的母亲、以及世间所有的喧嚣尽数隐退,一场与死神的正面交锋,或许是后辈医生在无数苦读的日夜中都将敬仰的战争,就此揭开序幕。
当身后传来艾姆斯推门的声响时,我的刀刃已划开养父的肌肤,目光如探针般巡睃那些暴露于灯光下的苍白脏器,身旁助手正用纱布疯狂吸附腹腔中不断积蓄的鲜血。
我曾无数次剖开临产女子的子宫,迎接新生命的降世,却从未尝试过以刀锋探入亲人的躯体;我的内心弥漫起狂热交织着冷静的复杂情绪,几乎将灵魂分裂成两份:一部分自我冷眼推进手术流程,另一部分则疯狂地祈求着,希望所有几位医学先辈的魂灵赐福与我。
腹腔中的出血就像是为生命计时的沙漏,血液走漏的越多,生命剩下的余量便越少。从病症爆发到现在已过去了约二十五分钟,原本铂金般的救援时段早已逝去,养父的脉搏在我指尖下已如游丝般难以捉摸,脉搏微弱至显露生命体征的边缘。每一秒钟流逝,都将他推向那个无可挽回的临界点。
“莱斯特先生,病人心跳微弱!脉搏几乎消失!”当我的双手轻柔分开脏器、暴露出后方不断搏动的腹主动脉时,护士发出了如哭泣般的声音。也许经验正在告诉她们,这场手术尚未开始便已经失败;但只要尚未感受到躯体在指尖下转凉,我就不会停止尝试。
我毫不犹豫地立刻发布指令:“静脉注射樟脑注射液和肾上腺素,每五分钟进行一轮,给我维持住动脉搏动!护士长,继续吸走出血;艾姆斯,止血的工作交给你,用血管钳先夹住两端止血。”
看见护士们仍呆愣在原地,我立刻呵责道:“现在一切由我全权指挥,你们必须相信我能做到,除非你们想让患者死在手术台上!”我的话音未落,艾姆斯便走到我对面,避开光影的朝向钳住腹动脉。看见他做出的表态,护士们也纷纷从最初的迟疑中恢复了动作。
随着出血缓慢止歇,那根潜藏在腹膜后、沿着脊柱左前方行进的脆弱血管暴露无遗,此刻正因艾姆斯的动作而不安地颤动着。奔涌的血流淤积在止血钳下,泛着铁锈般不详的暗红色。我的目光追随动脉走向移动,最终找到那处破裂的出血点:薄弱的血管在某处膨胀起来,形成一处动脉瘤囊,瘤颈与正常血管的交界处被撕裂,破口处仍沾满未干涸的血渍。
每当脉搏开始跳动,都让组织微微移位,血管从扩张到收缩不断渐变,未排尽的血液又汩汩流出浸润裂口,令这场手术仿佛在颠簸的马车上进行雕刻般困难。而我必须在这持续的震动中,完成这辈子最精细的血管缝合手术,身为主治医生,此刻我的镇定已成为支撑整个团队免于陷入恐慌的唯一支柱。
彼时整个医学界尚未诞生出高效稳固的血管缝合方式,因此血管手术以结扎双端血管、阻断血液流动为主流;但我知晓库珀与莫里斯医生手下那些被结扎血管的病患的下场:失去了最重要的动脉循环,患者的肢体将在数日之内坏死,最终因强烈的败血症失去生命。
我也并未妄图直接尝试缝合血管,因为强大的血压会在血管自行愈合前就冲断缝线,让患者死于内出血带来的失血与内脏压迫;相反我创新性地从外部移植一段人体血管作为耗材,环绕包裹住原本粗陋的动脉缝合接口,藉此延缓缝线被血压冲裂的时间,为动脉自行愈合争取宝贵时间。
我将这种方案命名为“血管包裹加固缝合术”,当提出这个大胆的构想时,沃林顿爵士曾今深陷其中并抚掌赞叹;而今虽只是简单扼要地向艾姆斯说明流程,但他立刻就理解了原理,并在协助过程中完美遵从我的处理,似乎已演练过千百次般熟稔。
我手持着一枚根据埃克医生报告自行改良的、异常纤细的弯针,牵引着最优质的丝线,缓慢穿行于血管两端的破裂处。针尖刺入脆弱的血管壁,触感仿佛穿透浸湿的羊皮纸,那份异常薄弱、却又因生命尚且弥留而规律搏动着的触感,穿透橡胶手套传递到我的指尖,显得鲜明而又渺茫。
我小心翼翼地拉紧缝线,打下第一个外科结,艾姆斯自始至终未曾说话,却与我配合默契无间,每当我的针脚结束便用血管钳轻轻提起对侧,为我创造更大的操作空间。
一针又一针落下,时间在手术室里仿佛失去了意义,只剩下竭力屏住的呼吸声、金属器械的碰撞声,以及丝线穿过组织的细微摩擦声。在这场与死神进行的微雕竞赛中,我终于将那个致命的破口暂时封闭住,姑且算是完成了手术的第一步。
但这只是最容易的一步。我内心非常清楚,单凭这排纤细的缝线,绝无可能承受住主动脉恢复搏动后的巨大压力。
“取来移植物,注意不要弄破了。”我对助手们轻声说道。
助手护士将那段经过石碳酸处理的动脉片段从生理盐水中钳起,我小心翼翼地接过。它来自某具被马车碾压的新鲜尸骸,被作为动脉段取下后从中部剪开、形如一块裁缝常用的补丁布料,在冰冷的灯影下泛起苍白的濒死感,与养父温热的、仍在挣扎求生的组织形成骇人对比。
我像对待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仔细地对比养父血管的周径,再将耗材血管修剪成比之稍窄的尺寸,然后开始将它如同袖套一般,包裹在刚刚缝合完毕的脆弱吻合口上。
“西奥多,这真是……”艾姆斯在一旁看着,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声音里充满了敬畏与恐惧:“……简直是亵渎与神迹的结合。”
我没有回应,全部心神都倾注在第二次缝合上。我将耗材血管的边缘与养父健康的动脉外膜细致缝合到一起,让它形成如同袖套般的筒状构造,这是我为粗陋的缝合术创造的坚固“外置护套”,以期能够弥补技术的劣势。汗水逐渐从我的额角滑落,立刻被等候的护士拭去,而我却对此恍若未觉。
当最后一针落成,我剪断那根缝合线,长舒一口气后直起腰身。手术室中落针可闻,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久未发出过指令:在这场完全陌生的手术操作中,我的助理们都在艾姆斯的手语协调下仅凭默契配合行动,却一次都没有让我感到阻塞。
手术室中的所有人——我、艾姆斯,以及护士们——都屏息凝神地看着那段被“加固”后的主动脉,艾姆斯操作的血管钳还保持着钳制血管的姿势,双手甲床因长期施压变成紫色,但没有丝毫颤抖。
“松开远端血管钳。”观察到缝合线既没有立刻松弛,也没有因过紧而断裂后,我发出了那道决定性的命令。艾姆斯按照要求执行,部分血液开始涌入缝合后的血管,它被血流撑起、轻微地鼓动起来。那些纤弱的缝合丝线随即被绷紧,但并没有显出断裂的迹象,也没有血液喷涌而出,似乎承受住了初步的考验。
一阵几乎化为实体的松懈感掠过手术室。艾姆斯长出了口气,但双臂的肌肉并未松弛分毫。当短暂意识到他仅凭道德来到此地时,我衷心感谢自己拥有这样一位故友,却并没有立刻因此懈怠。
“松开近端血管钳。”我的声音因紧张而干涩。最终的审判到来了,当富含氧气的血液从心端汹涌而来,冲撞那段经过改造加固的“河道”两壁时,真正的考验刚刚才开始。
血管钳被缓慢移开,瞬息间,那段苍白的移植血管被血流充盈,几乎恢复了生命应有的实感,并且规律而强健地搏动起来!手术成功了!腹部动脉恢复了工作!
“心跳逐渐恢复!脉搏逐渐恢复!”我听见似乎有欢呼声从远处传来,但早已因精神损耗而过载的大脑,已无从分辨那是谁发出的声音。沃林顿的心脏重新开始工作,强而有力地戒断了药物的辅助。
“上帝啊……这真是——这真是——”艾姆斯喃喃地自语道。
与此同时,另一道中年男性的声音在手术室中响起:“你赢了,沃林顿之子。”声音的主人是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作者注:真实存在于历史的角色),查林十字医院的资深外科顾问和领导人物,以谨慎、细致和卓越的临床技能著称。
我与这位爵士的关系称不上友好,早在问沃林顿爵士将计划告知医院高层、征求“在必要情况下使用医院设备”的权利时,态度较为守成的史密斯爵士曾严词拒绝;他今晚在查林十字架医院值夜班,我们的一切操作都是在这位主治医师到来前进行。
“爵士先生,原谅我无法在此处见礼,我还需要缝合腹部。”
年过半百的古板爵士点点头,似乎显得有些落寞,目光中吞吐着些许氤氲水雾。无论曾经是否意见相左,此刻他显然已经被我的成就所折服住,与我成为了对抗疾病的盟友,再不会诞生分毫的争执。
狂喜的气氛逐渐褪色,手术室里重新被精疲力尽的沉寂所笼罩,只剩下丝线穿过坚韧筋膜时发出的沉闷摩擦声。
我逐层缝合腹膜、肌肉与筋膜、皮下脂肪和皮肤,同时像牛犊那样一遍遍反刍咀嚼方才的成功回忆,此刻支撑我的不再是探索未知的强烈欲望,而是进行必要工序的责任与使命感。尽管如此每当回想起自己的成就,骄傲与狂喜的情感都会再度翻涌上心间。
然而这乐观只持续了约五刻钟,因为那件所有医生都不愿看见的恶兆——“麻醉醒觉”,或者说“术中知晓”,在手术即将结束时,发生在原本静躺的病患身上。
当我终于结束繁琐的缝合工作、任由护士拭净头顶汗水,再度看向我的养父霍勒斯•沃林顿时,才发现他的眼睛已经不知何时睁开了。
那双曾充满智慧、冷静和慈爱的眼睛里,此刻没有任何劫后余生的庆幸,也不复昔日神采。那里充斥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最原始、最纯粹的、无法用任何语言描述的——
恐惧。
他的瞳孔放大到极致,死死地盯着手术台上方的方向,仿佛直击医院屋顶之上、伦敦夜幕后方、乃至整个宇宙帷幕之后,隐藏的某样异物。他的喉咙深处翻涌出一种像是被血沫堵塞的、嗬嗬的吸气声,脸上瞬间蒙覆上一层恐怖的枯槁,看上去似乎在昏迷的片刻间,瞬息衰老了数十岁那般。
当他的目光终于从虚无中收回,聚焦在我脸上时,眼神不再像是看着他的养子、他最骄傲的继承人;他正怒视着的,是那将他从某个不可言喻的彼岸,强行拖拽回这个充斥着痛苦的世界的仇敌,不带有丝毫情感,只留下最深邃的陌生。
然后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猛然抬起战栗的手臂,抓住了我持刀的手腕。那冰冷指节僵硬得不似活人,却带着惊人的力道,指甲似乎要嵌进我的皮肉,连带着其颤抖都穿透纤薄的手套,传递到我的骨髓至深处。
他似乎想夺刀伤害我;或者说,即便我竭力不愿承认,相较于此更可怕的是,他的意图似乎是要用这柄刚缝合了他生命之源的器械,了结自己全无希望的生命,只为能够立刻逃回那个象征着死亡的彼岸境界、那个我刚将他强行从中拖离的地方。
但这争夺只持续了片刻,最终以养父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逐渐流露出几缕熟悉的温润结束。爵士挣扎的动作迅速微弱,最终手臂无力地垂落,重新摆放回自己的身侧。
“西奥多……我亲爱的孩子……”男人又开始用那种方式称呼我了,只是今次却让我感到了恐惧。他的声音嘶哑而颤抖,每个音节都像是从破碎的风箱里硬挤出来,浸透着我此生从未在任何患者身上窃听过的、最原始的恐惧。我曾听闻过无数残缺了肢体、失去了血亲与挚友的哀嚎,却从未见识过这种恐怖的动静——那并非传统的疾痛惨怛,而是源于心智存在本身的恐惧。
手术室中原本热切的氛围瞬间冻结,在这片死亡的寂静中,我的心逐渐沉入比深渊更冰冷的所在。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某样根源性的可怖改变改发生了,在霍勒斯•沃林顿爵士因失血跌落死亡边缘的过程中,永远地蚀刻进他的灵魂深处,并且玷污了他。
爵士的声音还在继续,眼球剧烈颤动着,仿佛要从眼眶中不安地跳脱出来。他并非正看向我,而是将视线聚焦在我身后的某处,瞳孔放大到几乎吞噬整个虹膜,倒映出的除了我的影像,似乎还剩下某样非光的、粘稠的黑暗。
“……别再……送我……回去……”他哀求着,眼泪混合着血沫从眼角滑落,但那泪水仿佛带着某种油脂般的质感,在灯光下折射出诡异的、不属于任何光谱的色彩。
“停下……求你了……让它停下……”依旧是语无伦次,他的身体开始无法控制地轻微痉挛,嘴角逐渐涌溢出混杂着红丝的白沫。
该死的,护士怎么还没有介入?我的头脑发疯般的呐喊着,身体却仿佛齿轮停转的发条人偶,被定格在手术台前、继续直面着这场残酷的暴行。
“我……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那……那里……是空的……不,不是空,是……满的!是永恒的!”
伴随着喉咙深处砂纸打磨骨头般的咯咯声,爵士回光返照般咆哮起来,手掌再度猛然抬起、朝着头顶的虚空不屈地伸直,似乎要抓握住某样事物;随着空洞的双眼变得失焦而散漫,他忽然间失去了力气,手臂如同断线的木偶般无力地垂落,磕碰在手术台边缘,手背遭到划破,顺着指尖缓慢流出了鲜血。
说出这最后的、亵渎神智的呓语后,这位高贵爵士的双眼永远地闭合上,只留下脸上定格的恐惧神情,似乎在生命烛光行将熄灭时,仍然曾试图奋力逃离过什么,
我捏起他毫无反应的手臂,将双指搭在腕上。原本已经恢复搏动的脉搏,此刻正迅速衰微流失,伴随着护士们发出尖叫,已不再显露分豪生命的迹象。护士们仍徒劳地忙碌,努力将药品注入他的体内,但再多的化学信号刺激,都不可能唤回已经消逝的生命了。
我茫然地站在环顾手术室中央,再度感受到那股解离般的异样,冷眼看着人们为自己养父的离世而悲伤恸哭,就连史密斯爵士也低下头,默默地行礼送别。
片刻之后,查林十字架医院顶楼悬挂的钟声鸣响,哀悼着沃林顿爵士的离去,沉闷的声浪在夜色中疾走,回荡过伦敦城的街巷,最终消失在若无其事的漆色夜幕中。
而我,西奥多•莱斯特,沃林顿爵士最心爱的养子与门徒,只是僵立在忙碌的人群间,手套上沾满了养父还温热的鲜血。我感觉自己似乎想要悲鸣,喉咙却干涸、发不出分毫声音;我感觉自己似乎想要哭泣,内心却茫然、提不起分毫哀悼。
我们失败了。我失败了。

当正处于人生第二个十年的中点,向着第三个十年迈进时,我已经两度失去了自己的养育者。我承认在这座滋生着犯罪、背德与剥削的城市中,上流社会已罕有正常的亲子关系,但我没能落下眼泪绝非出于冷漠,也并非对失败早有心理准备的理智能够战胜感性。
当真正面对着那具手术台上逐渐冷却的尸体、追随着他从手术室直至停尸间的过程中,我逐渐确定了自己的病症所在:我实在太过于悲伤,以至于内心的保护机制彻底将我与外界隔开,令自己仿佛重回孩提时代、看着母亲因结核病死在眼前的那个冷漠夜晚。
沃林顿爵士的葬礼举行地隆重而体面。按照那份早已写毕、存放在床头抽屉中的遗嘱,他被安葬在伦敦城郊外的公共墓地中,说这是让自己回归曾经救赎失败的民众的方法。
直到这时我才了解到,养父生前与我有着同样的习惯,尽管就职于查林十字架医院,但每周都会去东城区的底层免费医院义诊,必要时甚至会主动交付医药费用。这也是为何,他对我回到白教堂的行为予以肯定,甚至在背后替我默默铺平了道路。
出席葬礼的除了有艾姆斯、詹姆斯爵士这样的熟悉面孔,更多的则是曾受他恩惠的清苦民众们,大多数人都携带着墓园门口免费发放的白色康乃馨。象征着纯洁无暇与生死离别的花朵,被摆放在镌刻着生平纪事的墓碑前,墓碑上男人的画像笑容温润,墓碑底部则刻着他为自己这一生所选取的箴言:
“Non nobis solum nati sumus.” (我们并非仅为自己而生。)
这句古老的拉丁文源自西塞罗,此刻静静镌刻在冷灰色石碑上,冷雨顺着新鲜的刻痕缓慢滑落,如同黑伞下人们无声流落的泪水。
没有人指责我,他们切实地相信如果手术顺利,这位爵士便能够恢复健康。人们只是不断将最冰冷的目光投向那个玩忽职守的麻醉师——尽管他曾无数次解释自己的用药量绝对适合,但人们势必要揪出发泄情感的标靶。
除此之外,群众里还有人用充满希冀的目光看向我,似乎企盼着作为爵士养子的我能够袭承父业,至少也得先走出死别的阴霾、不至于被悲伤侵染身心。
当葬礼结束后,艾姆斯立刻找到了我,然而此时我已经身心俱疲,只希望能够快点回到变得冷清的家中,好逃逸进黑暗的睡梦里沉沦。但我没有怠慢艾姆斯,作为沃林顿家的长子,已将这个高贵姓氏烙印进自己中间名的西奥多,必须肩负起一位贵族应有的礼节。
“兄弟——我——唉,我知道总有些死别终将到来,至少他倒在了最熟悉的手术台上,并且这次献身也证实了你们共同的理论对吧?”艾姆斯似乎斟酌了很久,最终还是以此引出话题。
(注:1889年人类尚未对“免疫”诞生系统认知,因此西奥多的尝试实际上全无成功可能,即使手术成功,直接源于腹腔中的排斥反应仍然会夺走沃林顿的生命。这一错误自然将西奥多的创新尝试缩略为一次失败的构想,并不与二十世纪才出现腹动脉瘤手术的史实冲突,甚至更有“介入历史但未能改写”的错位感。)
“是啊——”许多思绪浮现后又沉落,最终融入这声短促的悲叹。似乎只有与熟悉的人在一起时,我才从被迫成为的那个,八面玲珑的身份中解脱,重新恢复为刚刚丧父、正处于人生最艰涩时期的西奥多。
“虽然很抱歉让你回忆起那些不幸——但你还记得吧?沃林顿先生在苏醒后说的那些话。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和我所说的,如何成为创造历史的那个人……”
艾姆斯的声音渐渐小下去,但我还是从言语中觉察到了他的真实意图,只是犹豫着是否要挑明。这段时间中,伤心之余,某种强烈的情感完全支配了我的闲暇,令我不断回想起那一日在养父瞳孔中看见的黑暗与恐惧,回想起他临终时的那些遗言:
他看见了,“那里”,既是空的,也是满的。
他指的“那里”究竟是哪?是否是濒死时的体验让他短暂陷入了幻象,又或者真的窥见了另一个空间的只鳞片羽?
他为何要抗拒回到现世,却又对死亡彼岸充满了恐惧?他到底想要去往哪里?
他所看见的,究竟是人类的福祉还是诅咒,是天堂抑或者地狱?
我没能得到答案,也没有多余的心智再去好奇。我现在只想投身进冰冷的床铺间,任凭泪水恣意流淌、然后堕入温柔的梦乡。我期望或许将在那里与父母重逢,尽管我自身并不信奉任何的神明,却还是因此而虔诚祈求着。
“感谢你的警醒。如果我想清楚了、走出来了,我会回来找你的。”我这么对艾姆斯点了点头,转身走进朦胧的烟雨中。

回到空荡的宅邸时天色已晚,伦敦的黄昏正缓慢向着天边铺展着暮霭,黄色雾气徘徊在行将干涸的水坑上,将舌头舐进街巷的角落。整座城市如同被氯仿麻醉的巨型病患,瘫软在泰晤士河的手术台上,失去了所有声息与活力,寂静像裹尸布那样低沉地压下来。
宅邸中的每一件家具,每一本书籍,都残留着养父的气息,无声诉说着旧主人的缺席。我无法忍受这份空落,于是便匆忙走上阁楼,试图在陌生逼仄的环境中逃避这令人窒息的回忆。
站在阁楼窗户前,我眺望城市边缘那片尚未被暮色吞噬的林野。母亲在我孩提时曾经描绘过,在远野的荒郊里,夏夜会有萤火虫飞舞——那是种她也只在祖母的旧书上读到的、散发着萤火冷光的微小生灵。而彼时我们栖身的街道,夜晚唯一的光源只剩下腐烂物上的磷火,和醉汉烟斗里那一点忽明忽暗的红芒。
昏黄的天色转瞬即逝,整座城市很快在夜幕中沦陷,笼罩着街面的雾霭中,隐约能够听见街道对面的宅邸,自窗口飘舞出优雅的乐声,以及微弱的欢声笑语。举止优雅的女性们在客厅里来回地踱走,探讨着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与诗歌,将故作深沉的疑问欲言又止地排列着。
(注:诸多意向出自《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查良铎译版,作者自行修订引述。)
困意逐渐降临,但是我不想再下楼去面对空寂的房间,于是索性背靠住窗台,试图枕着远方的人声入眠,藉此排解挥之不去的心痛感。
入眠是种奇妙的感受,大部分时候梦境都潜移默化地到来,未及意识到便已被拖入沉沦的深渊;如果顺利,那梦境会在苏醒之前结束,待到醒来时便只能朦胧回忆起似乎看见了某些景色,却伴随着清醒的回归迅速消退。只有偶尔被濡湿的枕巾与眼睑,提醒着你那梦境似乎经历过些许伤感。
但这一次,梦境到来得比意识沉沦更慢,于是我便能清晰地看见,自合眼之后的黑暗中逐渐蔓延出某样更深沉的暗色,填塞满并不存在的视野与次第模糊的知觉。
我能够鲜明地感知到,只要愿意让自己投身于那团黑暗,意识便会在顷刻间入眠,不必再强装镇定、面对这冰冷而残酷的现实。
它仿佛在向我窃窃私语,诱惑着我投身进梦乡、远离现实的困顿与疲劳;并且当我第二天苏醒时,它曾到来过的记忆便会与梦境一同消弭无踪,只剩下浸润着枕巾的湿意,却再激不起任何朦胧回忆。
然而当我几乎要屈服于困意时,另一种极为不安的感受及时遏制了我:有什么不详的变化伴随着困意袭来,那感觉来自于自己的身体,我甚至能够清晰地将其认知:
这具躯体的呼吸伴随着黑雾翻涌,逐渐麻痹与停滞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医学已经证实,人类的头脑具有着“自主操作”的本能,能够在意识消退后继续接管身体、确保呼吸循环不会因此停止,从而避免在睡梦或是昏厥中死亡。
但此刻正笼罩住我的,是主观调控尚未被本能接管、却已经放弃了呼吸行为的窘困:我的头脑既没有主动接管呼吸操作,我的意识也无法传达并支配身体,无法控制我的肺部进行呼吸行为。
(此处描述的是呼吸反射行为,但1888年的医学并未彻底将其认知,因此只能用“本能”代指反射。)
我能感受到自己在半梦半醒间窒息,血液中积蓄的毒害物质未能随着呼吸排出体外,顷刻间积聚满了肺部,带来仿佛溺水般的痛苦。我的意识想要竭力挣扎,想要让重新掌控身体,但意识与躯体的连接却仿佛被隔断,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逐渐堕入死亡。
我的内心不断地发出尖叫,但还是感到躯体变得乏力,头脑逐渐昏沉。根据日后的观察结果,想来此刻我的眼球正在皮肤下疯狂转动,却未能唤起分毫知觉。
自那黑雾中仿佛蜿蜒伸长出无数触手,向着逐渐迈向死亡的我抓来,它在渴求我,想要拥抱并吞噬我,而我终于知晓它是什么了:
那黑暗并不仅仅是梦境本身,同时还是……死亡的象征。
仿佛逐渐沉沦进泥沼的我,即便想要挣脱也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在窒息的痛苦中意识逐渐模糊,很快便将心有不甘地接受现实。
在这危急关头,我首先想到的却是宽慰,因为作为孤独生者的我,终于不用继续忍受零落世间的感觉,不用再在梦醒时分感受到心痛。倘若世间灵魂在死后真的有另有归宿,想来我即将见到自己的生母与养父;而如果死后真的只剩空洞虚无,它也不会比现世更加令我痛苦。
然而就在此时,我突然感到有一股外力介入,似乎有什么轻盈而冰冷的东西停在我无法睁开的双眼处,成为链接睡梦中的我与“现实”的唯一锚点。我顺着那触感攀登,如同溺水的人突然抓住了救援绳索,窒息感入潮水般褪走,如同来时般迅捷。
从黑暗中奋力挣脱出的那刻,新鲜空气猛然在肺腔中激荡,重新点亮生命的火焰。我大口喘着粗气,背后的衣物像是落过水般被冷汗浸透,肺部未消散的疼痛也提醒着我,刚才的一切绝非噩梦。
透风的窗户外,我入睡前响起的那首乐曲尚未结束,一街之隔的晏晏笑语仍未断绝,仿佛方才我不过是经历了微不足道的一次瞌睡;然而对我的感官而言,却仿佛是进行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时间的沙漏似乎在生死边界被彻底颠覆,被无限制地膨胀拉长——抑或是我曾堕入异端时空、经历了另一种时间的维度?
惊魂未定地回头看去时,似乎有一缕幽微的荧光,在黑暗的阁楼中转瞬即逝。那般姿态像极了只存在于母亲故事中、来自远方林野的萤火虫,穿透伦敦街巷的剧毒雾霭,从窗外飘入、曾短暂停留在我的鼻梁处,将那冰冷鲜明的触感化成把我唤回人世的轻吻。
但当我凝神细看时,那缕光芒已经踪迹全无,黑暗中只余下尘埃与寂静。它就像是个短暂自阴间挣脱、返回阳世的魂灵,化形成某样并不存在的慰藉具象,在完成其短暂的、令人疑窦丛生的造访后,便彻底消弭于无形。
“匹克威克综合征。”我这么想到。
这是查尔斯•狄更斯在自己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描绘过的病症,患者的呼吸将会在睡梦中,无知无觉地受到阻塞,最终演变为痛苦的窒息。
只是无论是作家查尔斯还是现代医学都没有告诉过我,这种病症发作时会让人直面死亡——缠绕着我的真的是疾病吗?抑或者,另有其他因素伪装成了梦魇、潜匿在那窒息中、想要悄然收割我的生命?
(实际上为睡眠窒息症+睡眠瘫痪症,但此时人类对此病症尚无准确认知,因此仅以查尔斯•狄更斯描绘了这种病症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匹克威克”一词指代睡眠窒息症状。在19世纪,这种情况被视为癔症或者超自然现象,而对主角来说显然是后者)
“别再……送我……回去”
恍惚间我又回想起养父临终前的遗言,他所提到的那个“地点”,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令我无法再度将其忽视。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上一定出现了某种变化,似乎在养父用腐朽枯槁的手抓握住我的手臂时,某些特质也随之烙印在我的身上。
我无法继续忽略发生于身边的种种现象,最终决定联系艾姆斯,与他一同去探索养父在生前堕入的那个境界。不单是为了沃林顿爵士或我自身,同时兼顾着科学探索上的必要。
我希望观察尽可能多的患者,从他们苏醒时的反应中,尝试窥视是否真的存在“死亡彼岸”的世界;看看养父曾经在濒死时短暂进入、并且在睡梦中召唤着我的究竟是什么。

行文至此,故事终于拉开了帷幕。我与艾姆斯取得联系,答应与他一同探索当日的真相,我们都想成为那个“创造历史的人”;艾姆斯缺乏创新力与自信心,因此他只能依附于我、与我合作才能揭晓答案。
他很快办理了义诊申请手续,每周末都会来到白教堂,作为助手与我一同工作,而我也暂停了前往济贫院医务室的毫无意义的义诊,同时感到了久违的轻松。
我们共同处理那些被炼钢厂轧机夺走了手足的工人,被动力织机夹断了手指的女工,偶尔还有些遭遇工厂雇佣的马车辗压、为了息事宁人被送至此地治疗的无辜民众。
以“义诊”为掩护,我们留神观察那种受到濒死伤势、但仍有救援余地的对象,观察他们从濒死中复苏时的反应,记载他们被旁人当作是谵妄的惊恐言语,妄图证实人类在濒临死亡、陷入昏迷时,意识会短暂地窥视到另一个空间的景色。
这种患者在白教堂医院并不罕见,甚至能够在此得到救治的伤者仍是少数,另有大部分都只能流落进更脏乱的黑诊所、面临缺乏消毒的环境与低劣技术的威胁。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一直到1888年的深秋,我们逐渐拼凑出了某个真相。
在这期间,我依旧全心全意地对待每一位被推入手术室的病人,尽管如此仍时常怀疑着,自己的目的是否已不再那般纯粹。停止前往济贫院逐渐又化作内疚粉墨登场,而对病人的观察更让我几近迷惘,似乎功利主义的背德阴霾已经笼罩住我,玷污了原本尚可称作“恪守”的彷徨。
但我始终告诫自己,没有哪场科学革命不以牺牲特定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淘汰了原本的手工织者,威廉姆•布洛克发明的轮转印刷机绞杀着传统手工排版与印刷工人,甚至就连医学的进步也不可避免地碾死仰仗巫蛊迷信谋生的灵媒与巫医。
我还自欺欺人地表示,我所秉持的心态并不会累及自己的医术,因而无需为并未危害任何患者的附加行为感到愧疚;而停止早该结束的济贫院之行,也不过是为了拯救更多本该得到救治的无辜生命。
或许生命并无高下之分,而仅有“存”与“亡”的状态分别——但我的行径仍直接创造出更多的生者,因此并非堕落,而是种更加成熟的取舍。当我用这种目光看待自己的工作时,顿时开解了原本的困顿。
最终我们逐渐积累了足够的观察样本。这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患者是伊莱贾•史密斯,他是克劳福德纺织厂的修理工,在清理某台蒸汽织机时,手臂不慎被卷入机器,最终导致严重撕裂性创伤和失血造成的休克。
工友们用蘸过蒸馏酒的皮带捆住他几乎断成两截的手臂,将他抬进了白教堂的大门;那些工人离开时,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沮丧神色,我能够确信他们不光是因工友遭遇的不幸感到哀伤,并且也在为必然泡汤的薪水而叹惋。
巴塞罗缪•克劳福德并不是个会褒奖放弃手头工作、主动将伤者送至医院的员工的资本家。他那颗臃肿的颅脑中只剩下贪婪与压迫,以及竭尽全力的短视抠搜。白教堂医院曾经流传着这样几句谚语:
“克劳福德的金币比白教堂区的雾还冷,纺织工人的血汗比泰晤士河的泥还贱。”
“巴塞罗缪的仁慈是裹着纱布的鞭子;他的心肠和他的钱包是连着的:宁可浪费一分钟的鳄鱼泪抵债,也绝不差使半便士的车马钱。”
“要想得到巴塞罗缪的推荐信,伤口必须和他的钱包一样深;他能主动送来的人,肯定是死了的抚恤金比活着的医药费更昂贵。”
尽管伊莱贾还没获得通向新生的入场卷,也就是来自工厂主的推荐信,但我和艾姆斯不忍辜负那些将他抬进医院的男人们。他们双手沾满泥土和工友的污血、用因粉絮刺激而红肿的双眼,期许地紧盯着我们,直至我们答应给伊莱贾先行治疗。
我最终决定给伊莱贾做了截肢手术,因为断裂的肌腱绝无修复的可能,甚至伤口处已被严重破坏、连能够绑缚止血带的位置都找不到。
手术锯在惨白的灯光下切碎皮肉,切除掉部分即将腐坏的组织,却挽救了整具躯体的生命,这是个极为深刻的意向。而等伊莱贾醒来之后就会发现:工厂机械夺走了他的肢体,而医学挽救了他已不再能够劳作的生命。
整个手术过程中伊莱贾都昏迷不醒,生命体征非常低微,但终究还是凭借年轻人特有的旺盛生命力,顽强地留在了人世。当他的脉搏终于稳定在某个虽然微弱却绵延不断的节奏上,心跳不再紊乱、嘴唇也不再苍白时,一阵宽慰感瞬间冲刷走我的疲劳。
并且今次我惊喜地发现,自己仍然会在心底为这位患者的幸存而欢呼雀跃,这让我暗自松了口气——我并没有如自己所恐惧的那般,彻底变成只知道冰冷审视的、彻头彻尾的怪物。
然而这丝人性的微光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巴塞罗缪•克劳福德在手术结束后的第五个小时,旁人下班并喝咖啡的闲暇终于姗姗来迟。当他臃肿的身体堆满办公室的门框时,看上去几乎像是块滴着油脂、不请自来的邪恶肉冻。
巴塞罗缪年近五十,但过度放纵的生活让他显得更为苍老。宽大的脸盘上布满了酗酒者特有的破裂毛细血管,如同地图上的河流般从鼻翼向两侧脸颊蔓延;眼睛深陷在厚重的眼袋里,像两颗埋藏在肥腻馅料中的黑葡萄干,闪烁着精于算计的冷光。
他肥硕的身躯与堆砌着脂肪的头颅几乎不合比例,一件价值不菲的丝绒马甲紧绷在硕大的肚腩上,纽扣吃力地维系着他最后的尊严,每次呼吸都伴随着面料不堪重负的细微呻吟。他身上混杂着高级雪茄的烟臭、廉价发油的甜腻和另一种独属于旧钞票的、陈腐的金属气息。
我可以肯定,如果资本本身有气味与形象,巴塞罗缪几乎便是其代名词,甚至能够作为这般社会某一阶层的缩影。
在过往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中,我早已放弃了对这位不义的豪绅的一切幻想,却未曾料想到他会用那带着浓重鼻音的腔调,直截了当地通知我,需要自行承担伊莱贾的全部医疗费用。
“西奥多•沃林顿先生——”他故意拖长了那个我身上他唯一认可的尊贵姓氏,仿佛是牲畜在咀嚼一枝裹着糖霜的波旁玫瑰,粗暴享用完表层的廉价甜味后,剩下的娇艳花瓣便变得食之无味,被暴殄天物地粗暴呕出。
“我知道按照惯例,只要是工厂员工在工作时间受伤,我应该会给他们推荐信、介绍他们到白教堂接受治疗。但你不能在没有我授意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因为这间医院是我和其他几位志同道合好友的……私人财产,不是让你肆意挥霍的慈善堂。
“你的鲁莽行为,擅自动用我们的药品、我们的床位、我们付钱雇来的护士的时间,已经严重损害了医院的财务健康和……呃,名声。对,名声,这家享有百年声誉的医院,正在被你的行径玷污。”
巴塞罗缪向前挪了一步,庞大的阴影将我笼罩,那身昂贵的衣料发出轻微的摩擦声。他咕哝着发出两个含混不清的音节,又停顿片刻,仿佛在顺通堆积着脂肪的声带,那双小眼睛里闪过一丝伪善的宽宏:
“所幸我们都是些非常讲道理的体面绅士。只要你能够自行弥补账目上的亏空,我们就对你这次小小……冒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你要再多‘冒犯’几次,也都无伤大雅。”
他摊开那双肥厚油腻、戴满粗短金戒指的猪蹄,做出一个可能自以为是施舍的姿态。一股冰冷的怒火瞬间压过了疲惫,我强忍着没去纠正他念错我名字的细节——对于巴塞洛缪而言,“沃林顿”这个贵族姓氏是我能与他共处一室的唯一门票,而“莱斯特”这样代表平凡出身的姓氏,则只配被罔顾意愿顶替、遗忘进下水道里。
“克劳福德先生,”我强忍住怒意,试图用他那颗猪首唯一能够理解的方式与之沟通:“等你的推荐信慢悠悠地送过来,伊莱贾早就死在手术台上了。最重要的是,根据最新的《雇主责任法》,他的死亡赔偿金绝对比你现在吝啬的这点医药费昂贵得多。”
“但这就不在我的考量范围之内了。”
巴塞罗缪对我露出了丑恶的笑容,让我险些一拳挥砸在他肿胖的鼻梁上。但这件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可能是他在衡量利益之后发现,得罪沃林顿爵士的继承人很可能让自己的医院在今后举步维艰,并且只要我动用养父留下的人脉,就可以让他无法得到最好的治疗。
尽管我对需要仰仗父辈荫蔽的解决感到羞愧,但伊莱贾•史密斯最终还是留在了白教堂医院,占用着一张施舍给他,或者说是施舍给我的床位,以及得到后续救治的机会。
伊莱贾在大约两日之后的黄昏时分苏醒,当值班护士慌忙而惊恐地跑进休息室,告知我们三号病房中传出“不像人声的动静”时,我与艾姆斯立刻放下手头的一切,匆匆赶向那间伊莱贾居住的病房。
还未抵达病房门口,恐怖的人声便已穿透走廊。那是种持续不断的、仿佛肢体被撕裂般的尖叫。它并非源于疼痛,对于病房里的截肢患者因痛苦而发出的哀嚎,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然而这是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饱含着最纯粹的、无法理解的、发源自精神本身的恐怖。
那是霍勒斯•沃林顿爵士在苏醒时曾发出的声音,也即是艾姆斯与我合作想要探求的目标。我和艾姆斯面面相觑,都在对方的眼里看见了弥漫的不安,甚至伴随着绝不该出现在象征神圣科学的医生身上的、对未知的恐惧。
在那间弥漫着石炭酸味的病房中,伊莱贾•史密斯正仰面躺着,仅剩的那条手臂被皮带紧紧束缚在床架上,防止他扯掉伤口上的敷料或者伤害自己。但他身体的其余部分正在疯狂地挣扎扭动,任凭残余的肢体被勒出血痕,仿佛正遭受着无数隐形的蠕虫啃噬的酷刑。
他的眼睛瞪得极大,眼球可怕地凸出,几乎要挣脱眼眶的束缚。瞳孔扩张到极限,吞噬了所有的虹膜,只剩下两个漆黑的孔洞,但那黑洞中并非虚无,里面仿佛倒映着某种不断蠕动、无法名状的、似乎来自极深邃之处的黑暗。
在中世纪流传着一种传说,倘若翻开遭遇意外而死之人的眼皮,里面会倒映着生前最后看见的残像。如果这种说法属实,此刻伊莱贾眼神中的倒影,正是他最后所见之物——而那黑暗绝非克劳福德工厂所能诞生的产品,近乎是由最纯粹的概念构筑成的黑暗,并非人世所能企及。
伊莱贾的尖叫在换气的间隙变为一种含混不清的、被血沫堵塞般的嘶吼,不成语义的字节从中迸溅出来。他的状况比沃林顿爵士更糟,似乎已经被自己的精神压垮、即将生命垂危。
艾姆斯试图上前按住他,给他注射一剂镇静剂,这时伊莱贾猛地转过头,那非人的、充满原始恐惧的目光,瞬间聚焦在艾姆斯身上,令后者停止了妄动。
伊莱贾似乎还有残存的理智,伴随着冰凉的液体注入体内,他的挣扎逐渐止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令人脊背发凉的战栗,并且喉咙中逐渐翻涌起恐惧的悲鸣与呜咽。
“伊莱贾,你听得见吗?”我大声朝他喊道。伊莱贾仓惶地瞥了我一眼,随即又惶恐不安地环顾着四周,仿佛想把自己藏起来,喉咙里重复回荡着幼兽般的呜咽;我知晓医院的环境对现在的他太过刺激,他甚至无法找到能够像孩童那样捂住脑袋的被单,因此我不假思索地便想要上前拉拢窗帘、让阳光不必再刺激患者的神经。
但就在我行动之前,回过神来的艾姆斯做出了冒昧的决定,他将自己的外套脱下,在伊莱贾胡乱转动的脑袋边比划了一下,示意他如果愿意配合调查回答问题,便将这件能够带来令人心安的黑暗的衣物罩到他的头上。
伊莱贾似乎能够领会他的意图,略微暂缓了躁动,我不安地与艾姆斯对视一眼,后者用目光告诉我机不可失,于是我只能问出了那个日思夜想的问题:
“伊莱贾,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
我相信伊莱贾能够听懂我的言语,因为此刻他目光中的非人陌生正在快速消退,如同那瞳孔中的黑暗般消弭,而他挣扎的幅度也越来越小。但我的直觉也在告诉我,他就快要忘记一切了——就像从噩梦中醒来的人,记忆无可避免地从精神的指缝间溜走。
“伊莱贾,告诉我你‘在那里’看见了什么!快啊!”
我的听见自己的语气逐渐变成近乎咆哮的质询。若非旁观者只有艾姆斯一人,或许明天我就将因医德缺失被从医院除名,但此刻我已无心在意。
“……祂还在那!……那里是……永恒!”伊莱贾的目光快速找回焦点,但还是梦呓般说出这句令人费解的话语、同样是沃林顿爵士曾经说出的话语。
“什么是永恒,快告诉我什么是永恒,“那里”是哪里!你说话啊!”
但是伊莱贾已经再不可能给出回应了,他的目光已经变得痴傻,再也组织不出有价值的言语。他已经完全忘却了濒死时所见的一切,只有半揭露开真相带来的不安,在我和艾姆斯的心底蔓延开来。
伊莱贾似乎确实看见了某些东西。他的言论验证了我们的猜想,但那猜想此刻仍笼罩着重重迷雾:
死亡的彼岸是——永恒。

伊莱贾在术后恢复的很好。在首次苏醒后他很快又因吗啡的效力陷入昏睡,并且在两个小时之后完全清醒,并且最终恢复了神智。
在此期间,我和艾姆斯一直固守在他的病房内,赶走了所有前来探望的护士,并且极度不安地交换着意见。我们彼此口头道出勉励的言语,但眼神中却皆倾诉着恐惧与退缩。
再次苏醒后,伊莱贾似乎变得迟钝了许多:当我们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出疑问时,他只是茫然地张大嘴巴,露出两排被蛀蚀的残破牙齿,似乎对方才苏醒时的经历一概不知。
随着询问的进展,我发现伊莱贾的记忆只停留在被那台机器绞断手臂时。随着剧痛与失血夺去了神智,他的记忆也随之中断,再睁开眼,便发现自己正凝视着医院病房的苍白天花板,对于从受伤到苏醒之间的见闻都没有了印象。
当他礼貌地答谢了我们的救命之恩后,便立刻询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工作;而当他听见巴塞罗缪赶到医院、并与我发生冲突后,伊莱贾并未像我预想的那样对我的挺身而出感恩戴德,只是又干涩地重复了一遍问题:
“所以,巴塞罗缪先生有说允许我返工吗?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工位?”
伊莱贾的声音平直,没有任何起伏,像是水平低劣的演员在舞台上复诵一段与己无关的台词。他的目光试图聚焦在我的脸上,却很快又滑向窗外那片灰雾朦胧的天空,仿佛在寻找某个并不存在的答案。
当说出这些苍白干瘪的话语时,他剩下的那只手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裤缝,并且似乎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些动作,就像路边随处可见的流浪猫,无法控制自己随意扭动的尾巴。但这些躁动却是这具躯体唯一显露出的、微弱的焦虑痕迹。
他顿了顿,空洞的眼神里似乎被注入了一点微弱的光,但那光芒并非源于希望,而是某种更深层的、机械性的执念;他像是廉价机械的广播员般,毫无感情地吐露出一串词句:
“近来工厂举行定期扫除,流水线旁的棉絮厚得能埋人,每天能多赚……多赚……”
话音在这里突然卡住。那个具体的数字——那曾是他养家糊口的全部意义所在——仿佛从肢体的残缺中泄露出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张着嘴,眉头因努力的回想而微微皱起,但最终只剩下一种茫然的困惑,仿佛不明白自己为何突然停下了。
“所以,我什么时候能回到工位?”他又问起了最初的那个问题,神色茫然的就像第一次提出那般。
我并未对这看似冒犯的行为感到恼火,而是敏锐捕捉到了他情感上的异常:伊莱贾的目光空洞,大部分时间都苍白地盯着窗户发呆,只在听见说话时才缓慢地转过头来,并且吐字极慢而且断断续续。
在得知自己失去手臂后,伊莱贾既没有过多思考,也没有悲伤或哭泣,似乎已经变成了一副提线木偶,与现实世界脱节、内在人性被彻底掏空、只剩下进食与睡眠的本能,以及支撑着他的、必须要工作养育家人的执念。
后面连续两周的观察都是如此。每次进入伊莱贾的病房探望都是种未知的体验,他会随机出现在房间的角落,有时坐在窗台上发呆,有时赤脚站在窗边或者床上,甚至会蜷缩进衣柜与墙角间的缝隙里。他并非是在逃避阳光,而像是是纯粹无法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
他会在手中紧紧抓握住某样物品,大多时候都是随身携带的廉价画像,用简陋的笔触画着他的妻子与一双儿女,但同样会漫无目的地抱住水壶或是枕头,作出各种令人费解的行为;有好几次我悄无声息地潜入病房,便能听见他对着房间的空气自言自语:
“不行,我暂时还不能回去,因为近来工厂举行定期扫除,流水线旁的棉絮厚得能埋人,每天能多赚……多赚……”
伊莱贾偶尔也会梦游般走到医院的走廊上,护士们逐渐都习惯了他的存在,每当看见这个愈发苍白的男人在病房外面游荡,便会立刻呵责或者哄劝他回到房间里去。
伊莱贾被人声惊醒时总是展现出茫然的情态,似乎如梦初醒般,极缓慢地调转方向、迈着与来时同样空洞的步伐缓慢向回走去。但被制止并不妨碍他再三“越狱”,似乎随着内心变得空洞,连带他的记忆与对外界的认知也逐渐衰退,再也无法记住他人的好言劝诫或者恶语相向。
每当试图带入伊莱贾的行为时,似乎都能够借助他的视野看见,整个世界都已经失去了色彩——这异样并非伤痛所能导致,更多的则是对眼前生活失去了希望的悲观。似乎在那短暂昏厥中,在经历那些完全被遗忘的幻景时,某种深刻的绝望已经深刻烙印进了心底,尽管记忆已经消退,但行为逻辑的改变却被忠实保留下来。
(注:现实中这是严重的术后神经损伤或脑缺氧后遗症。麻醉剂用量过大、手术时间过长、失血过多导致的脑部供氧不足,都会造成无法逆转的认知功能损害、情感淡漠和抑郁症。这也是1880s的医学现实——他们能救活人,但无法保证救活一个“完整”的人。)
手术后的第一个周末,伊莱贾向我们告辞,离开了白教堂区医院。我和艾姆斯站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看着那个面色苍白的男人茫然地游荡着,走下医院的高大门扉。他的家人没有来接他,那跌跌撞撞、重心不稳的背影,蹒跚着汇入白教堂区午后的汹涌人潮。
伊莱贾就像是块逆流而上的半截浮木,被漆黑色的社会暗流裹挟着,似乎随时可能倾覆湮没。我甚至怀疑他是否有余力回到家中,又是否拥有继续正常生活的心智。
尽管内心都担忧着他的前景,但伊莱贾在被呼唤后的短暂清醒中告诉我们,没有了自己的劳动力,他的妻子与孩子们便无法生存——因此他必须回家,他必须拖着伤残之身向巴塞罗缪证明自己还能发挥价值,并且说服其说,自己的经验使他不可替代。
临别时我将自己身上所有的零钱——三张一英镑的钞票、十二枚银质先令,还有几枚铜便士——都塞进了他的口袋。我一共塞了数次,因为伊莱贾似乎已经迟钝到无法理解金钱的价值,任凭硬币从浅薄的口袋中滑落、在地板上滚动却不加以制止,并且茫然地注视着我弯腰拾捡的动作。
我悲哀地发现,似乎伊莱贾的头脑再也无法在事物间建立联系。他为之勤苦劳动、为之受伤的原因并非工作本身,而是要将劳动成果转化为薪资;只有金钱才能养育家人,但是他现在已经无法认知金钱的价值了,似乎头脑中只剩下了工作的执念。
“他还是会去找克劳福德。”艾姆斯的声音干涩,陈述着一个我们心知肚明的、残酷的结论。
我陷入沉默,因为已然能够预见那番场景:伊莱贾如何用他那只空荡荡的袖管和空洞的眼神,或许再带上哭泣的祈求,站在那个男人肥硕的阴影中,试图向他证明自己残存的价值;以及巴塞洛缪•克劳福德,那个心肠比泰晤士河淤泥还冷的工厂主,会如何故作“仁慈”地处理这件已经报废、还试图爬回生产线上的“工具”。
即使他能够顺利返工,但还是会被以残疾为借口,遭遇巴塞罗缪的进一步压榨,克扣他本应获取的微薄薪资;而对于已经失去了金钱概念的他,除非工友们能够善良地引导他,否则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褫夺他最终得到的、仅剩劳动的成果。
但在这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年代,一个失去了心智的工人往往意味着低贱,只会沦为他人肆意欺凌与剥削的对象,他们的悲惨境遇换来的仅有冷眼旁观。社会的宏伟工厂隆隆作响,将人性碾碎成机器的齿轮、平等地夺走人们的良知;而我只能痛苦地在远处观察着一切,却无力挽救日渐衰微衰颓的民生。
几天后,我们从一名来医院处理伤口感染的纺织女工口中得知了伊莱贾•史密斯的最终结局。那个女人的话语平淡,仿佛在讲述一件街角司空见惯的琐事:
“你在说那个没了胳膊的伊莱贾?哦,他死了。就在工厂后巷里,靠着垃圾堆那儿。听说是根本就没进巴塞罗缪的办公室门,晚上又想从侧门溜进去,求穿西装的绅士给个轻省活儿干。看门的没让他进,他又认不清附近的路,于是在那里冻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他被人发现时,整个身子早僵硬了。没人知道他是冷死的,还是烂透的伤口要了他的命……反正也没人在乎。警局来了些人,说是意外死亡,工厂主说这家伙根本不是员工,于是也没落得赔偿,简单在本子上记了一笔就拉走了。
“还有啊?谁在乎呢,我看——大概是扔进公墓的贫民坑里了吧。”

在我们日积月累的观察中,那些从濒死中复苏的患者,那些象征着现代医疗奇迹的患者,他们偶尔会在苏醒时展现出与伊莱贾相同的姿态:刚睁开眼睛便开始尖叫,眼中弥漫着相似的、难以言喻的黑暗与恐惧,吐露出近乎谵妄的只言片语,并且待到刚苏醒时的混乱过去,便对此前的经历印象全无。
事实上绝大部分患者都只能吐露出模糊不清的音节,识别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与情报;但还有极小部分患者,能在遗忘的浪潮到来之前,发出可以识别语意的、承载信息的准确描述,因此我们便能从中收获拥有足够价值的线索。
因为受过的教育、对事物的认知方式存在差异,不同目标对相同的事物留下的第一印象也不尽相同。因此尽管从每例“有效”患者口中得知的信息都极为零碎,但在耗费两年光阴的观察后,我们仍取得了足够的进展,对那些所谓的“景色”,建构起初步的认知:
统计中被患者提及最多的便是“永恒”或者“虚无”,其次便是令人感到错乱的“满”或“空”。似乎患者们看见的情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综合了多重景观、面向不同的观察者显露出不同风情;再结合伊莱贾所提及“祂”的言语,我心底最终孕育出了成体系的猜想——
在死亡的彼岸存在着另一个世界,正守望着生者的到来。
那并非是传统基督教教义中提及的地狱,因为我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像沃林顿爵士那样高尚的人,死后并不会升入天国,而是堕入永恒的煎熬——除非这世间自始至终就不曾存在过天堂,地狱在死亡的背后等待审判每一位逝者。
抑或者说,那位最初的弥赛亚会传播教义、向人们宣扬作恶者将堕入地狱,正是因为曾短暂窥见过彼岸的景象;但他却为了安抚教徒,或是迎合治理的需求,甚至专门为行善者杜撰出另一个充斥着光明的去所,去引导人们遵从教义的思想。
我系统地梳理过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与神话体系,从古埃及非天非地的“杜亚特”,到东方古国深藏于幽邃地底的幽都与酆都;从北欧神话弥漫着冰冷迷雾的海姆冥界,到凯尔特传说中晦暗的“彼世”、犹太教善恶分明的示阿勒。那些隶属于不同地区、秉持着不同信仰的教派,往往都过揭示相似的概念,认为人类死后将会去往某个处所。
这些描述诞生于彼此隔绝的大陆,藉由形态截然不同的文明所构想,其细节因文化分别而显出差异:有的是片冰封的荒原,有的则是烈焰翻腾的深渊,有的却只有永恒的、灰暗的虚无。然而在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表象下,不变的是相似的理念:罪恶的灵魂会在死后遭受审判折磨、以涤荡生前的罪愆。
通常的研究,例如学者赫伯特•斯宾塞所阐释的社会进化论认为,这种极端相似的信仰源于对内在道德约束的需求;而近来新兴的思想则认为,宗教作为人民的鸦片,用塑造出地狱的方式引导信众安于被剥削的现状、将对现实生活的怨怼寄托于来世,并且如同牲畜般埋首任劳任怨,以期免除死后的折磨。
但当我逐渐逼近世界的真相时,才忽然间意识到,那些看似迷信的宗教信仰,那些不约而同被描述的彼岸世界,或许并非是荒诞不羁的想象:它们极可能是对某样固有存在进行观察后,得出的不同结论与描述。
无论那些宗教的领袖曾以什么方式窥视到彼岸、以及那里守望着阳世的存在,那个世界定然千变万化,拥有着难以捉摸的无定形象。而对于那里的描述被带回阳世,于是便诞生出了相似的信仰——而这就是宗教发源的真相。
而出于另一方面的考量,我又坚信着那个世界存在有某种力量,会抹杀每个从彼岸返回之人的记忆、尝试隐瞒自身的存在;祂攫取所有灵魂,让他们见证、或是经历各种恐怖的事物,并且会在我的睡梦中显形、试图诱惑我投入祂的怀抱。
祂在渴求新鲜的灵魂,而医生的工作,正是将本已被祂攫住的濒死者拖拽回阳间。我甚至怀疑自己被标记了,可能那种存在顺着养父的回归,注意到了我的存在,并且开始渴求我的到来。
这是个极端违背唯物科学的结论:早在布鲁诺坚持地心说被教会烧死,甚至是达芬奇与拉斐尔的年代,科学的辉光便已经逐渐萌芽;而当迷信连带着承载它们的民俗,即将一同被扫入历史尘垢的时候,两位代表着科学福音的杰出医生,却依循那些濒死复苏患者的妄语,浅薄地相信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
况且就算我的心智愚昧、会将毫无现实证据的判断奉为圭臬,我也无法以任何方式发表自己的结论,无法正大光明地走入《泰晤士报》或《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办公室、向他们布告自己的猜想,更无法在学者峰会上直截了当地吐露实情。
未经过实验证明的理论,终究只是纸上谈兵;除非我能够让那些濒死时的体验被具象化、排除谵妄与幻觉的嫌疑——或者,甚至亲自亲自经历一次濒死体验,去见证死亡彼岸存在的证据。
与此同时,“匹克威克综合征”仍在我身上不断地出现,严重剥夺着我的睡眠质量。那缕黑暗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诱惑着我投身其中,而我只能依靠意志力与之抗衡、将自己及从窒息的前兆中解放。
我一次次从睡眠窒息面前死里逃生,大多数情况下都有所防备,因此那种黑暗无法轻易侵占我的身心;但我始终怀疑,如果我有任何一次懈怠,或许那种黑暗便会乘虚而入、将我彻底吞噬殆尽。
因此每晚的睡眠都变成了场豪赌与战争。我日常与睡眠窒息作着近乎决死的斗争,却又全然无法舍弃睡眠、无法背叛这人体的本能;随着日久天长的折磨,我早已心力憔悴,最终甚至培养起依附他人的作息。我让艾姆斯搬进我的家里,每晚在他面前入睡、让他探查我的鼻息直到确认我安稳度过浅层睡眠为止。如果艾姆斯不在,我就只能动用一切手段令自己保持清醒,甚至不惜用针尖自戕。
我也时常前往就诊,但没有一位名医理解我的怪病,不知道为何“匹克威克综合征”在我身上发展为这种致死的威胁;而同样作为一名医生,我必须刻意隐瞒自己患病的事实,不仅是因为医者难自医的羞赧,更是免于被医院发现、害怕因我睡眠状况的低劣累及患者,将我温柔或者严苛地劝退。
随着时间推移,我无法继续忽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也无法贸然相信自己的超自然推断。经年累月的怀疑最终演变成折磨,我的精神不堪忍受,最终似乎也逐渐被异化扭曲,最终诞生出一个邪恶的计划,一个近乎堕落的、违背人伦的实验。

1888年初冬的凌晨,伦敦城白教堂区沉沦在一片深邃的安谧中。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开膛手杰克”曾犯过下一系列令人惊异的罪行,随后忽然便销声匿迹、重新潜匿进贫民窟的街巷深处。
尽管警方的搜捕从未停止,但却未能猎获任何蛛丝马迹。他就像是城市阴暗面聚集形成的构象,如雨滴汇入泰晤士河暗流般,消弭在这座汇集着暴力犯罪的城市中。
我与艾姆斯步行走过黑暗的街道,街道两侧的煤气灯早已熄灭,但黎明仍被牢牢锁在地平线之下,太阳还需要三四个小时方能升起。伦敦的夜雾并非诗意朦胧的面纱,而是一种冰冷、粘稠而黑暗的实体,它饱食着煤烟与泰晤士河面的腐臭,将寒冷的触手缠绕在我们膝间,不安地扰动着、试图钻进大衣的褶皱,完全蒙蔽了前途与来路。
脚步声在卵石路上发出空洞的回响,是这片死寂中唯一不合时宜的活物痕迹。万籁俱寂里,只剩下水滴从屋檐坠入暗沟的单调声响,以及远处某条巷子里传来的、被压抑的呜咽,不知是野猫,还是某个被世界遗弃的流浪者的啜泣。
白教堂区在黑暗中向行人袒露着它的伤口,没有点灯的窗户形似骷髅的眼窝,空洞地凝视着我们这两个怀揣冒犯意图深夜的闯入者。垃圾与污物在墙角堆积发酵,挥发出一种混合着甜腻与腐败的、令人作呕的复杂气息。我们仿佛证穿行于一座宏伟的墓穴回廊,而这座城市中的所有罪恶、绝望与贫穷,便是埋葬于此的尸骸。
艾姆斯沉默地走在我身旁,他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气中凝成白雾。我能感受到他的紧张,那份属于从医者的良知,正在与他对我、以及对那个“伟大目标”的忠诚激烈交战。
他的沉默,是种沉重的、充满质询的默许,就像多年前的我那样,初到白教堂医院,高悬于贫民窟社会的顶点,对眼前的黑暗置若罔闻。
而我——西奥多•沃林顿•莱斯特,则感觉自己正被这无尽的黑暗同化吞噬。每迈出一步,心底那个本令我恐惧不已的计划,似乎都变得更加清晰、更加理所当然。
科学未能给予我答案,它只甩给我一套无法解释这恐怖压迫的、苍白无力的学术词汇。那么要探寻真相,就必须使用超越理性的行径。必须有人做出牺牲,必须有人……成为通往“彼岸”的钥匙。
而这把钥匙,未必不能由我亲自担任。
这是黎明到来前的短暂黑暗,是奉献于真知的必要牺牲。尽管为科学献身的布鲁诺未曾目睹日心说占据正统地位,但他依旧有着赴死的觉悟,并且有伽利略将日心说的思想传播出去;而我则将成为那个忠实的献身与见证者——尽管这位布鲁诺未必情愿奉上生命。
泰晤士河的方向传来一声模糊的汽笛,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一声哀叹,但很快又归于湛寂。我们在夜色中来到了出租屋门前,那间破旧的建筑在夜间晦暗不明,是我近来新租赁的试验场地——以及我将受刑的十字架,与窃取知识的禁果之树。
我的灵魂似乎再度分裂成了两份:其中一份无声地尖叫着,每靠近那间出租屋一步,都能感受到生物本能在我血管中灼烧似的作痛,却被隔阂于肉身之外、被迫见证即将到来的暴行;而另一份则被冰冷神圣的求知狂热所驱动,将所有的犹豫和悔恨都贬斥为软弱的杂音,操纵着这具身躯,昂首挺胸地行走在苦痛之道上。
我们终于抵达了门口。那扇门仿佛不似实体,在我眼中已渐变为通往另一个维度的、浸透了血泪的界碑。艾姆斯推开门,一股混杂着灰尘和霉味的浓重气息扑面而来,腐朽到几乎令人窒息。
艾姆斯深深看了我一眼,他的脸色在昏暗的油灯下苍白得吓人。我知道他在等待我的信号,这是我重返人世间的最后机会:一旦走入这扇门扉,便会最终逾越那条不可折返的界线。
而我则深吸了一口这污浊的空气,仿佛是在沐浴执行这黑暗圣礼前必需的熏香。接着我缓慢而庄重地冲他点了点头,彻底隐没在门后涌溢着的黑暗中。

当某次从睡梦的窒息中挣脱并惊醒时,我忽然意识到:世界上再没有像我这样合适的人选,去深入探究死亡背后的真相。
困扰着我的病症同样可以成为探寻前路的契机,只要不去抵抗睡眠的到来,便能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置于死亡的险地;而如果有人愿意在一旁协助、等我进入那个世界后再适时将我唤醒,或许我便能在完全失忆前的余韵中,完整地呈述彼岸的模样。
当我首次提出这个大胆的设想时,艾姆斯立刻严辞拒绝道:“不行,莱斯特,这太危险了!万一我失手了、你被困在那里怎么办?”他刻意回避了诅咒般的“死亡”一词,而是选用了另一种我们都能听懂的表述。
“没有哪场科学进步不需要某人以身犯险。”我这么沉着冷静地回答他道:“我的养父,沃林顿爵士为了尝试治愈腹动脉瘤献出生命,你还记得当初你是怎么安慰我的吗?”
艾姆斯陷入沉默,我知道他正在思考如何反驳,但并没有留给他时间,而是乘胜追击地补充道:“还有那些患者——我记得提出观察他们的主意时,你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现在不过是换了个研究对象而已。”
艾姆斯的脸色瞬间变得惨淡,仿佛被无形的锋刃刺穿了心脏。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反驳,凭借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所有准备好的、关于医学伦理和操作风险的辩驳,都被这记沉重的、源自自身罪责的回击彻底堵了回去。
“艾姆斯,我们早已越过了那条红线,变成了并不比开膛手杰克更高尚的存在。从我们默许了牺牲他人开始,我们信奉的科学就已经被玷污了。现在,要么带着满手污秽和零碎的猜测怯懦地后退,然后在回顾与恐惧中度过一生,要么——就沿着这条亲手选定的道路,走到它逻辑的尽头为止。”
艾姆斯的眼神剧烈地挣扎着。我看到恐惧、愧疚、野心、以及对终极知识的渴望在他眼中疯狂交战。他曾参与过亵渎的观察,而这次提议,则是邀请他参与一场更宏大、更神圣、也更背德的“科学试验”。
最终,他肩膀紧绷的线条松弛逐渐下来,这是投降的信号,也是一种沉沦的邀请。他避开了我的目光,盯着地板上被灯光扭曲的阴影,声音几乎微不可察:
“仪器……需要准备哪些仪器?计时必须分秒不差……我们还需要一套唤醒方案……强心针……氨水瓶……警报监测系统……”
艾姆斯自始至终没有说出认同的话语,但他已经开始策划方案。这一刻我知道,我们将一同坠入更深邃的未知、共赴科学与迷信交战的最前沿。
我们共同设计出一种实验:由我作为受试者躺在床上、等待困意的到来,而艾姆斯则坐在床前、负责监督我入睡。我的右手指尖系有一串红绳,另一端则连接住一根轻巧垂落的羽毛,在我尚未完全睡着、仍有余力操纵身体时,将会定期轻微勾动手指、利用羽毛的摇曳显示自己的清醒;而一旦到羽毛停止运动,艾姆斯就能及时观察我的状态、再通过鼻息判断我是否有在睡眠中窒息。
通过利用睡眠使自己自然进入窒息的困境,我就能主动深入濒死的境地、尝试探求那里存在的事物,就像潜水员被安全绳拉住,深入海底搜寻宝藏。艾姆斯则会在我窒息后开始计时、将我在因缺氧完全死亡之前唤醒,询问和记录我是否有目睹那个世界的真相。
这是项极为危险的实验,我将被迫一次又一次忍受窒息的痛苦,每一次都近乎酷烈的折磨,摧残着我的肉体与精神;但它同样也是种极为有效并且可控的方案,能够令我不依靠药物与暴力便陷入濒死,并且在试验结束时让意识及时苏醒、准确回忆并反馈见闻。
像这样行走在死亡边缘的并非仅有我。远在海地伏都教的巫医,他们擅长使用特殊药物降低自己的身体陷入假死,营造出“死而复生”的假象以此依诈取信众的钱财;不同的是我的确要担负极大的风险:为了不提前将我唤醒,艾姆斯既不能接触脉搏也不能倾听心跳,只能凭借预感来判断“界限”的额度。
因此我们最初将时间仅设定为60秒,这是个较为安全的赌注:在此之前,从未有研究向公众袒露,人类从窒息到死亡的具体时间;而绞刑台上的那些死刑犯,他们的致死原因实际上是颈椎断裂,而非机械性窒息:在1820年曾有过因绳索打结不当,犯人挣扎近15分钟后才陷入死亡的案例。
那次尝试最终无功而返,我甚至未来得及感到痛苦便已被唤醒,感觉上只像是经历了一次恍惚,或者是课堂上以此微不足道的瞌睡。于是我们开始十秒又十秒的累加,尝试迫近人体窒息的极限;但我同样不敢延长过多时间,生怕会因操作不当造成自己意外死亡。
其后的数次实验也均浅尝辄止,我尝试主动拥抱那片半梦半醒中所见的黑暗,放任自己沉沦进那片隔绝身体本能、带来窒息濒死体验的“黑色潮水”。我的确能感受到窒息的压迫,但未及像从前那样深入死亡彼岸便被艾姆斯及时唤醒,留下的只有曾遭受痛苦的回忆。
窒息的感觉就像人在荒原之中行走,忽然四方都耸立起巨壁,并且不断向中心压迫、一点点粉碎肢体移动的空间,最终将脑髓与血浆凝结为致密的结晶、完全填塞满破碎的灵魂深处。
起初,痛楚就像肺腑间悄然滋生出铁锈,每一次心脏的搏动,都将更多冰冷的金属碎屑研磨进血液、积於在血管与腔道深处;紧接着,原先驱动生命的自主节律开始叛变,胸腔疯狂涨缩,原本柔和的呼吸被堵塞,变得如痉挛般紊乱,似乎胸腔深处有只困兽正在向外冲击着肋骨,又向下压迫起肺腑,每次挣扎都伴随着令理智几近崩溃的剧痛。
遭遇窒息的酷刑时,上绞刑台甚至被徒手扼死,都只能作为一种祝福,因为受刑者至少还保留着挣扎的余裕、能够转移注意略微排解痛苦;更难以忍受的则是保持着清醒、躯体却无法控制,只能清晰地感受着山呼海啸般的痛苦翻涌,却连尖叫与拍打的反抗都无法作出,最终只留下最原始的恐惧,在彻底凝固的黑暗里,在极端痛苦中枯槁地凝视着虚空。
在古罗马与中世纪欧洲,曾流行着通过流水滴面营造窒息痛楚的刑法,受刑者往往在数分钟的施暴中精神崩溃,最终失禁乃至疯癫;而我要面对的则是旷日持久的主动受刑,它需要的勇气更甚于在酷刑下恪守情报。
因为我既是绞刑架上受戮的囚徒,同时也是手握秒表的行刑官,甚至还要强迫自己保持清醒、必须观察所见之物;我内心清楚知晓,只要自己愿意终止实验,便能免于这种造成苦难的刑法,但却又为着更崇高的理想,一遍遍克服身为人类的本能、怀揣着极度恐惧,主动走向刑场。
所幸那痛苦持续的时间并不算久,尚不至于令我精神崩溃。只要休息过一个夜晚,我便能克服内心的抵触情绪,重新准备下一场更漫长、更痛苦的实验。
当时间逐渐拉长到一分钟左右,那种折磨开始漫长到难以忍受,我还鲜明记得在某几次实验中,每次苏醒时都像刚从水底中被捞出,冷汗浸透了身下床单,内心被方才的痛苦经历渲染上绝望与悲观。
在身躯刚从睡梦中苏醒、理智尚未完全占据身体时,我时常凭借那最纯粹、最理性的抗拒痛苦的本能,毫不犹豫地告诫自己说,必须即刻终止这种极端痛苦的实验、不能以科学进步为目的,继续折磨自己的身心。但每当最初苏醒时的恐惧消退、对科学的渴求占领高处时,我又会转头否定刚才的逃避,敦促自己继续忍受这种酷刑。
艾姆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沉默,他不常询问我窒息的感受,只是忠实地记录着我反馈的言语。他既不在试验结束后安慰我,也没主动提出过结束实验。这可能是他留给我最后的体面,每当意识到这点时,我都会由衷地感激这位好友。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往两年的生活中,“匹克威克综合征”发作的几率大约为五十分之一,虽然每次都是生死攸关,但都被我以强大的意志力征服困意、强行让自己从窒息中醒来;
但自从开始这项实验,我便不敢再怠慢原本困扰我的病症,生怕独自入睡时会因平日里利用其进行试验而懈怠,最终抵抗窒息失败、无法及时醒来。而那病症的频率也提升到近乎每晚一次,甚至我需要在窒息的循环中辗转反侧,最终才能以近乎昏厥的惨烈方式入眠。
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的英格兰,没有任何一位刽子手或者凶犯比我更了解死亡与窒息。我们并未征服睡眠窒息的病症,却将之转化为独特优势,借助其进行变量研究。
——但我仍时常感觉,我们的实验并非是在探索科学,却像是顽童蒙着眼向一个深渊中丢石子,并祈祷每次都能听到回声。
并且一旦回声不再传来,我便会因窒息死去。
如果不是清楚知晓艾姆斯的可靠,并信任他一定会在痛苦的尽头及时将我解脱,辅佐以父辈的悉心教导、养成的狂热求知欲望,或许我便无法在这条道路上如此深入;正是依凭他的辅佐,我们才能进展迅速,最终度过了最艰涩的时期。
随着实验时间的延长、唤醒时间逐渐滞后,我发现自己开始无法清楚回忆起,自己在睡梦中究竟看见过什么。窒息时的经历开始变得如同做梦那般,苏醒过后便全数遗忘;如伊莱贾与其他诸多患者那般的异常失忆,开始在我身上显露前兆。
尽管如此,每次苏醒时我都会强打起精神、用尽量清晰的吐字告诉艾姆斯,自己究竟感受或看到了什么。而当完全苏醒的现在、记述这段文字时,我又只能朦胧回忆起在黑暗中未曾见到任何事物的空虚感,以及曾经遭受过窒息折磨的寡淡印象。
绝大部分情况下,我能反馈的不过是些零碎而不成体系的幻象,甚至立刻就被艾姆斯证实不过是放大后的房间噪音,但偶尔也会准确地描绘某些事物——听见不属于现实中任何人的尖叫,看见千种色彩的奇异极光,甚至预测卧室之外的街道上,短暂驻留的马车颜色。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看见的这些景象,也无法将它们完全归结为超自然现象;但它们就像是注入患者体内的肾上腺素,令我们都备受鼓舞,而这项实验也得以延续。
艾姆斯的记录还告诉我,每次从梦中醒来时,我都像经历过巨大的痛苦与恐惧,并且仍会止不住地哀求他、让他不要理会我清醒后的言语,而是立刻结束这残酷的实验;但随着神智恢复清明,我便会迅速反悔刚才所说,同时请求他下次继续配合我的实验。
艾姆斯描述那些行为时,我仿佛在听闻另一位无关人士的行为,丝毫没有自己曾做过这一切的自觉。我感觉自己的部分特质可能遭遇了异化、与真正清醒的自己离心,无法正确地认识科学追求;但却又隐约有着另一重担忧,或许是背叛者是那个清醒后的自我,背弃了刚苏醒时最真实、最纯粹的自我本能。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个吸食鸦片的瘾君子,每当药物满足了欲望,便在短暂涌现的理智中告诫自己,应该抵制这种危害己身的行径;然而每当欲望再度归来,便又无法遏制地跃入快感的深渊,尽管它事后带来的只有空虚、痛苦与恐惧。
理智告诉我,我的状态非常异常,甚至连艾姆斯也逐渐变得犹豫、好几次都于心不忍提前中断了实验,但在我的反复要求下,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优柔寡断,一遍遍对我施加那些注定被遗忘的刑罚。
最终的极限模糊地定格在四分二十秒,这是在两个月前探寻到的人体极限,也是一次极度痛苦而漫长的经历,当我从睡梦中被艾姆斯解放,感觉几乎像是过去了一年那样漫长。
我的理智瞬间被击溃,在从睡梦中脱身的那一刻完全消弭,等到终于恢复神智,我才惊恐地发现自己正在床上疯狂尖叫。接着手腕处的知觉完全恢复,我意识到艾姆斯正不断地摇晃着我,似乎担心我就此精神崩溃。他神色惊恐凝视着我的双眼,似乎从中看见了某种特质。
“艾、艾、艾、艾、艾……艾姆斯,我看、看见了,我看见了!”
我还记得自己顾不得探寻尖叫的原因,便立刻要求艾姆斯记录。我的嘴唇颤抖不止,从脊背处喷薄的寒意贯穿全身,头脑中似乎正有什么巨物嗡鸣作响。虽然记忆飞速模糊,但我仍然能感觉到某股战栗攫住了我的精神,甚至割断了几乎所有的身体机能、令我尚无法听清艾姆斯焦急的回应。
我还记得自己的内心积於了太多需要倾诉的情报,只恨这条舌头太过迟钝、远及不上内心思考的频率;我清晰感受到每个字节从口中脱出的过程,同时内心翻来覆去地将那些未说出口言语考量着,竭力想要加深自己的印象、不让它们从记忆的指缝间溜走。
这简直就像是进行一场赛跑,我的语速是其中最慢的选手——当其堪堪迈出第一步时,思维已经走完了数圈,却囿于前者的限制无法被传递。
“二十三万六千七百五十九,二十三万六千七百五十九……那里有着……永……恒……”
当这个天文数字脱口而出之时,方才想说出的一切言语,连带着记忆中所有绝不该忘怀之事物,已然全数从我记忆的指缝间溜走。我怅然若失地从床上坐起,懊悔错失了良机,然后才意识到,自己似乎说出了某个关键的词汇,只是恍惚间未曾意识到。
那里是——永恒。
这个词汇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不仅是沃林顿和伊莱贾,其余的无数患者,也都曾提及过永恒。那个世界究竟有什么?究竟是永恒的时间,还是永恒的折磨,或是永生不朽的存在?我恐惧地思考着,接着意识到另一个费解的问题。
二十三万……又六千七百五十九,这个数字的含义是什么?彼时这个荒谬的、庞大的数字在我嗡嗡作响的颅腔内回荡。按照我平时的计数速度,如果它是某样计时,那么要数到这个数字,需要耗费超过六十五个小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却只昏迷了二百六十秒。
如果它是某个由他人告知我的明确数字,那么它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究竟是由谁计量,又是由谁告知我、让我连描述那个世界都来不及,也要传达出这个数字?我到底为什么要说出它?
我不相信自己会传达毫无意义的情报,这个数字定然具备着极端重要的价值,只是当我完全醒来以后,已经完全无法理解半梦半醒时的思维,更无法复刻当时想要传递这个数字的目的。
当我惊魂未定地转过身去时,便看见了艾姆斯担忧的目光:我们都能感知到,也许下一次入睡,我便将更加深入那个世界的本质。

一八八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五点,我们开启了最后一次实验。在入睡之前我与艾姆斯做了告别,除他之外我似乎在这世间再无关心的个体,因此便草草立下了遗嘱——如果今次长达四分三十秒的睡眠后我不再醒来,沃林顿家的全部财产,便归我的挚友艾姆斯所拥有。
在完成这一切后,我像往常那样在艾姆斯面前躺下、不安地等待着黑暗翻涌进入视线,带来极端痛苦与压抑。我等待着睡梦的降临,但黑潮似乎也感知到了我的恐惧,在视野边缘逡巡着不愿深入,每当我将思维提起、渴求地对它加以注意,那黑暗的涌潮便立刻因意志的回归而再度退却。
当我近乎要放弃睡眠的时候,熟悉的困意终于再度袭来,忽然间便将我完全吞没。我象征性地挣扎片刻,确认它已经麻痹住自己的肌肉,窒息感也逐渐涌现,于是便放弃了抗争,开始忍受这种痛苦。
过往数十次实验中,我已经养成了针对窒息痛苦的抗性,也知晓该如何通过转移注意来将其消解。艾姆斯此刻正在做什么呢?我漫无边际地畅想着:他此刻应该已经看见那根羽毛的自然垂下,并且仔细地探求着我的呼吸,确认我陷入窒息后便立刻开始计时。
艾姆斯与我在爱丁堡医学院中相识,他是那种只会在额定限度内进行“创新”的人,能够依据资料设计出天才般的实验,也拥有极佳的归纳整理与推理能力。但他缺乏自主观念,不擅长开拓未知的领域,甚至连创新能力也因自己的畏缩而被玷污。因此他总是屈居我之下,教授我们的斯菲尔德先生也因此作出那种评价:
“艾姆斯将成为优秀的医学继承者,但并不适合作为开拓者。因为他不相信事在人为,更不相信自己能够成为谱写历史的人。”
显然艾姆斯也知晓自身的局限,没有哪位学者不渴求名垂青史的机会,就连艾姆斯也不例外。正因如此,虽然在查林十字架医院事业有成,但艾姆斯还是毫不犹豫地邀请我展开研究。
——在进展甚微的那段时间里,他时常勉励我不要放弃,这或许并非是因为他富有耐心,而是他不得不依附于我,只有依靠我的能力,他才能成为谱写历史的那个先驱者。
即使这研究荒诞也好,迷信也罢,艾姆斯已经被牢固地绑在我的战船上。他不得不追随我的思想相信事在人为,否则便只能庸碌无为地度过一生。尽管如此我仍要感谢他。如果不是他的胆识兼具谨慎,我们绝对无法走到这个深度。
我的意识轻巧地舒展着腰身:这段思考持续了多久呢?是否已经熬过了一两分钟,成功度过前半段最痛苦的时刻?我竭力忽略身体中传来的痛苦,但思考刚结束它们便翻涌着,清晰地填满我的身心。
我又开始回忆自己的母亲,甚至吟唱起那首安眠曲。印象中我曾拥有过幸福的家庭,虽然清贫却安康,能够抵御贫民窟恶劣环境的滋扰。即使成长在污水横流的街道,阳光艰涩穿透云层时,仍能折射出彩色的光晕,作为那段回忆的幸福底色。
但那已经是十年之前的事情了。对于原先家庭中的成员,如今我的印象已经不再清晰,我甚至无法回忆起,那段温馨的时光究竟是于何时告终,而我的家庭又究竟是在何时分崩离析。
似乎在母亲的病逝之后,我曾与某人短暂地相依为命,最终在我被沃林顿爵士领养前夕,她却永远地离开了我的世界。自此之后虽然生活逐渐优渥,但我内心的某部分孔雀却仿佛永远无法填满。
印象中那似乎是位温柔的女性,会像我的母亲那样低吟浅唱,童年时的那首安眠曲,在她的歌声中别具另一番风情。她究竟是谁呢?我竭力思考着,却并没有得到答案。
渐渐地,能够思考的问题已经耗尽,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痛苦。我知道自己必须保持清醒,同时需要转移注意思考,于是便开始数数,试图计量思维所度过的时间。
“一,二,三……”
据说人类在遭遇危险时,时间观念将会模糊、思维被拉长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没有参照物,很容易误以为自己度过了极长的时间;我曾经在初次体验睡眠窒息时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却诞生出一套自己的理论:身体逐渐迈入死亡时,思维会因为肉体的紊乱而失衡,涌现出事实上并未经历过的久远幻象。
“二百三十五,二百三十六,二百三十七……”
已经数到两百多了吗?这几乎是等同于实验时常的时间,并且我清晰地记得,在开始计数前自己曾经历过数段回忆,可为什么计数却显得如此真实而又浮夸呢?
我已经快要压制不住痛苦了,为什么那些景色还未出现?
“一千零一十二,一千零一十三,一千零一十四……”
在漫长的疼痛中我始终保持着计数,最终勉强收敛了因痛苦分裂的神智,得出了一个结论:失去了可供参照的时间,人类的思想计数未必与现实相同,就像上学时在安静教室里自习,只要没有外界干扰,头脑间的风暴便可省略大量次要过程、直击事件的本质。
一定是这样的,但人类的思维毕竟有限,很快就会度过这段虚无,然后我就会看见那些未曾说出口的事物,那些会随着记忆流失的事物,那些养父与患者们曾经目睹的事物。这次苏醒后势必要抓住机会,不能再说出一段无意义的数字——我这么告诫自己道。
我开始将心智全部用于计数,同时竭力摒除杂念干扰。不再寻找话题让我的思维稍显轻松,但那种枯燥痛苦也更加显著。
“两千四百七十二,两千四百七十三,两千四百七十四。”
怎么还没有结束?
这个念头像一颗冰冷的石子,投入了我原本竭力维持平静的思维之湖,漾开一圈不安的涟漪。不对,绝对出了什么问题,即便我的计数因思维的加速而快于现实,现在这个数字也显得太过于夸张。
艾姆斯怎么还没有采取行动?我不安地思考着,在那片包裹住我的黑暗中,几乎松懈的精神,似乎下一刻就要发出尖叫。他应该摇晃我,刺激我,试图将我唤醒,而不是看着仍未走到固定时间的台钟,屏息凝神静候着时间的流逝,同时观察着床上静卧的我的反应。
那思维速度早已膨胀到不可思议的我,那正经受着漫长痛苦折磨的我,那将在两分四十秒的时间过后苏醒尖叫的我——
那数到了二十三万六千七百五十九的我。
我忽然知道那数字的含义了。上次在睡梦中我经历了如此漫长的计数,在几近永恒的折磨中,只留下这个数字的概念还鲜明着,被我带去了阳世、在惊恐之中念诵出,迫真想要终止这场实验。
这个想法带来的寒意,瞬间盖过了因窒息产生的生理不适。如果这想法属实,那么我现在正进行的,已经不是一次实验,而是一片被无限拉长的、凝固的时间沼泽。我将在此遭受近乎永恒的酷刑,而非探求死亡彼岸的冒险。
“两千八百零一,两千八百零二,两千八百零三……”
我试图停止计数,却发现无法做到。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维持理智的机械仪式,一旦停下,周围那绝对的虚无便会立刻吞噬过来。那种虚无不再是感官的缺失,而是一种具有质感的存在——沉重、粘腻、充满了某种非人的注视感。
我想起了伊莱贾的尖叫:“那里是永恒!”
一股彻骨的寒意瞬间贯穿了我无形的意识。难道……我所经受的这种绝望的漫长虚无,正是所有濒死患者都将遭遇的折磨?他们也在濒死之际,思维被无限地拉长,只能在尖叫与惊惶中度过,并且时刻感受着昏迷前那一刻遭受的痛苦?
“三万一千五百五十九,三万一千五百六十,三万一千五百六十一……”
数字仍在攀升,但意义正在消失。它们不再代表计量,而是变成我在这片永恒虚无中留下的、毫无意义的足迹,是弥赛亚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被洞穿的双手中留下的鲜血,是我受刑的日历与证明。
我的回忆,我的思考,它们都去了哪里?为什么这片空间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我和我这串疯狂增长的数字?我的意识开始尖叫,开始惊慌失措地试图联系外界的躯体,竭力想要睁开双眼,尽管自己也意识到这毫无意义。
在数字重新到达二十万三千六千七百五十九前,一切可能的尝试都已被曾经的那个我、现在已经遭到遗忘的那个我,试过并且用过。如果这些手段能突破睡眠的限制回归肉身,他就不可能必须依靠艾姆斯唤醒;如果有办法能缩短等待的时间,他就不可能数到那个天文数字。他经历了那么久远的思考都并未脱离苦海,而我也绝无可能突破他的示范。
“十一万五千六百九十八,十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九,十一万五千七百整……”
尖叫一直持续着,连我也无力再将其停止。就让它持续到苏醒好了,这一次我将不会再浅薄苍白的告诉艾姆斯那里是永恒,我会直接告诉他停止这一切——
——我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被苏醒后的那个我背叛了?艾姆斯是不是只会相信苏醒后的我,任凭每次入睡后我都在内心尖叫痛骂?
我是否早已死亡?此刻这无尽的思考,是否只是一个濒死大脑在最终熄灭前,于瞬息间产生的、被无限拉长的临终幻觉?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思考,是否都只是脑细胞最后的、辉煌而徒劳的电火迸发?
这是我第几次想到这里?这是我第几次诞生相同的思维?这将是我第几次开始后悔、准备苏醒后徒劳无功地终止实验?
“二十三万六千七百五十七,二十三万六千七百五十八,二十三万六千七百五十九……”
尖叫持续了一万又一万个计数,我开始思考过往,我耗尽了平生所有的经历,将它们咀嚼之后再度反刍,直至榨干全部的甜味,甚至以或侮辱或慎独的目光看待过生活中的每一件人与事,只为能够片刻排解深入骨髓的剧痛。
计数还没有结束,我逐渐认识到另一个无比恐惧的事实:这计数并不会在二十三万停下,在最初的几次实验中,经历的思维时间不过是毫厘,但等到现实时间延长至四分钟,计数才进行到尖叫与言述的程度;而如果将十秒被拉长至一分钟,一分钟延伸为将近一个小时,四分二十秒则膨胀到二十三万——那么四分三十秒,迎接我的将会是什么?
它是否便是不可触及的永恒本身,就像数学体系中那个永远不可能趋近的函数?
“一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八,一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两百万,两百万……”我思想的声音几乎带上了哭腔。
我在意识的虚空中推演两个国家的战争,我不仅是高踞云端的神祇,更谋划他们每个士兵的动向,赋予他们每个人完整的、相互勾连和历史的生命历程;我扮演幕后的将军,感受决策者的重袱,让成千上万的士兵经由我的笔墨死去,无论正确或者盲目的战略皆是如此;我成为最前沿的士兵,品尝泥土和恐惧的味道,怀揣着仇恨或者惊惧相互厮杀、用冰冷的枪林弹雨夺去彼此无辜的生命;我扮演他们每个人,接着成批量地死去,意识瞬间消散,立刻在新的“躯体”中苏醒,作为补充兵源前往填满战线。
我是牺牲士兵家中那悲伤欲绝的妻子,指尖触摸着未寒的旧衣;我是他们枯干了血泪的老母,凝视着昔日的相册,把玩着儿子幼时的玩物;我成为士兵遗留家中日渐成长的幼子,让仇恨在血脉中延续;我看着两个国家伪善的和约签订又被撕毁,看着政客们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看着政权颠覆而又卷土重来。
然后我将这庞大的、浸透了亿万生灵血泪的棋盘,随手推倒重来。我将其当作精神的食粮,解构其全部的余量与价值,只剩下干枯腐朽的渣滓,最终再度开启新的毫无意义的思考。
一次又一次。
“五千六百万又一千九百九十二,五千六百万又一千九百九十三,五千六百万又一千九百九十四……”
我在绝望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度,将勇气一次次提起又放下。被描述的最近一次,于连砍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脑袋,以基督山伯爵的身份登上王座,他站在特尔斐的阿波罗祭坛上求子,烟雾缭绕中,神谕如毒蛇般嘶嘶作响,他的儿子,西奥多•沃林顿•莱斯特,将谋杀生父并迎娶姐姐。
我就是那神谕的背负者、实践者与应验地,这疯狂的叙事不再仅作为消遣,它的杂烩是我在无尽思想中所能进行的唯一真实的回忆。我将所知的一切文学、历史、神话撕碎而又重组:已经被榨干了脑髓与精神的我,只剩下将自身血肉与命运作为最后的祭品的路途。
我将自己投喂进这思维的熔炉,试图填满那无边无际的空虚,或者激怒它,让它给我一个了断。
我扮演过拿破仑,在滑铁卢的泥泞中咀嚼着圣赫勒拿岛的孤独;我成为过李尔王,在暴风雨中亲手抠出那双“不辩真假”的眼珠;我即是麦克白夫人,永无休止地搓洗着那双想象中的血手。我创造了无数个宇宙,又亲手将它们坍缩成一个奇点,当作铅球与铁饼,掷向内心的空洞,发出掷地有声的碰撞。
第两亿六千八百四十三万五千四百五十六,这是二的第二十八次方,是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从叙事中逐渐回归的本我,终于又想起了博尔赫斯笔下,那个关于永恒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比喻:
“永恒好比一座钻石山,每隔一百年,一只小鸟飞来磨一次喙。当整座山被磨平,永恒才过了第一秒。”
也许这便是永恒的钻石山的第一次磨损——亦或者,那只飞鸟在永恒面前完全静止,将永远、永远也不会振动自己的翅膀。
我逐渐理解了这一切,我欣喜地预感到,我的头脑终于将要结束思考了,当精神完全疯癫、记忆不再延续,我便能在摆脱用以思考与认知的心智,在无知无觉中超越永恒,直接抵达时间的尽头。
我开始吟诗。
在客厅里女士们来回地踱走
谈着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与诗。
黄色的雾霭在窗玻璃上摩挲着它的背,
黄色的烟雾在窗玻璃上摩挲着它的嘴,
将舌头舐进黄昏的角落,
徘徊在行将干涸的水坑上;
让跌下烟囱的烟灰落上它的脊背,
它溜下台阶,忽而纵身跳跃,
看到这是一个温柔的十月的凉夜,
于是便在屋舍附近环绕,蜷伏起来安眠。

就在我的思维即将在这永恒本身中彻底溶解的下一刻,它忽然发生出变化。前方久未变化过的“黑暗”,终于不再是均匀一片。在那里,仿佛极远又极近的地方,虚空中开始拥有着某种构象,微微搏动着的,子宫般地孕育着什么。
我回忆起那个青白色肌肤的婴儿,被那无名的圣母在永恒的刻度以前诞下;我回忆起那个少年拜入沃林顿爵士的门下,作为他的学徒与养子继承家业;我回忆起在理智完全逝去之后,我这失去了可供思考心智的躯壳,这失去了可供思考心智的躯壳似乎经历过不可思议的奇妙万古,终于在下一个瞬息抵达了永恒的彼岸。
而就在这彻悟的恍惚令我狂喜的片刻,那低沉搏动声再次响起,这一次,它不再遥远,似乎膨胀到填满了无尽的空虚。有什么东西在注视着我,似乎正在回应我的存在。
那东西还活着,始终高踞在这片永恒浊世之外,祂无所不能,并且丧心病狂。祂刚已经注意到了我,就在这永恒的瞬息之内,祂的意识刚流动过第一个刻度,于是我才从永恒之中解脱片刻。
所经历的一切胜利都坍缩了,原本近乎令我落泪的开悟,层层叠叠地压迫至身上。恐惧山呼海啸般叠加起来,经历的一切痛苦与空虚都成为裹挟其中的资本,以更加鲜明的方式袭来。
永恒的第一秒刚刚过去——而我今后将于祂面前度过的时长,亦等同永恒之于瞬息本身。在更加久远的虚无时光中,我又将经历什么?我是否还要成为西奥多,疑惑者重拾其他的一千个自我?
但我不会在此久留,因为我已经听见了艾姆斯的呼唤了。我终将离开不属于我的境地,在全无记忆的情况下度过一生,然后再度归于此地、接受更为永恒的残酷审判。我循着艾姆斯的声音升腾而去,精神逐渐解脱、回归阳世的身躯;而祂似乎并未对此表示异议。
永恒的终结过后,我从卧室的床上醒来,没有尖叫,没有落泪,没有空虚,没有喜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煤气灯下那张因极度恐惧和担忧而扭曲的脸,汗水浸透了男人的鬓角,看上去熟悉又陌生。
记忆在理智之后逐渐回归,于是我重新记忆起在爱丁堡学院方庭中的相遇,以及我们进行过的无数医治与实验。我平静地呼唤出男人的名字,就好像无数个千年以前那样:
“艾姆斯,我回来了”
紧接着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天花板,房间里消毒水的气味,身下被冷汗浸湿的冰冷织物,颈脖下并不柔软的硬枕,与指尖缠绕的红绳。床头悬挂的时钟上,时间刚刚过去五分钟,窗外隐约可闻一街之隔的宅邸中,优雅飘舞着的乐声,与人们的言笑晏晏。
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潮流涌,对于伦敦城而言,这不过是万千瞬间之中,最微不足道的那个。一切都和以往无数次苏醒时别无二致。
但,我不一样。
那无数个世纪的计数……那推演的战争……那博尔赫斯的钻石山……那普鲁弗洛克的情诗……
它们并没有被遗忘。
我开始恐惧。
为什么我没有遗忘那一切?这是谁的恶作剧?

在我经手的多位从濒死中复苏的患者,无一例外均在其后的数年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很多人变得情感与反应迟钝,并且失去对常理的认知,仿佛生命的色彩已被从生命中滤去。最终他们皆以某种突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最先离去的是伊莱贾•史密斯,清理蒸汽织机时被撕下了手臂的男人,他在浓雾弥漫的寒夜里离家出走,凭借记忆找到克劳福德纺织厂,爬进工厂后巷后被困住。他模糊的认知只能找到工作地,却无法支撑辨识回家的道路。天亮后人们发现他死在了那里,他的家人们再没有出现。
玛格丽特•霍桑,在纺织机轰鸣声中失去右手的年轻女工,术后每个夜晚都失魂落魄地梦游。她的家人用绳索捆住她的脚踝,但某个夜晚她还是解开了,然后拧开家里朽坏的门扉,孤身走进东区最危险的暗巷。夜游的凶徒轮流侵犯了她,然而她全程没有挣扎,最终溺死在污水沟里,子宫里还孕育着不知是谁的胎儿,被草草登记在案。
詹姆斯•克莱尔,因工伤而失去双腿的煤矿工人,我们截断了他的肢体,却拴不住他渴求行走的内心。他在医院里时常爬到窗户边,贪婪地渴求着外界的风景,回到家中也是如此。家中的窗户年久失修,于是他从那里摔了下去,精准地跌死在一辆满载煤矿石的马车里。
艾莉森•布莱克伍德,因化学泄漏而面部严重毁容的少女,在术后不相信镜子里的怪物是自己,于是拒绝进食,直到看见过去的自己重现为止。并不富裕的父母给她买来化妆品,很快耗空了家底。后来她的尸体在河边被找到,鲜艳的连衣裙湿透地贴在身上,脸上带着昔日般美艳的笑意,以及被冷雨冲的半花的浓妆。
威廉•哈洛威,在矿井坍塌中被掩埋,幸存却失去听力的矿工,最终默默地消失在废弃矿道里。他对矿道就像自己的掌纹那样熟悉,却直至死亡也没再现过身,就这样成为煤矿深处徘徊的幽灵。
还有托马斯•格雷,那位我曾引以为傲的、刺穿腹部后被救回的铁匠。复苏后他的双手不再灵巧,只能做最简单的工序,还总是笨拙地打翻工具。在因工作而起的争执中,他用羊角锤楔进了嘲笑自己的工友的额头,然后蹲踞在地上,进行起死者未完成的活计,其粗陋的手指却又将之毁坏。他试图持械攻击所有靠近的人,被击毙时的遗言是:“我还是全伦敦最好的铁匠。”
最令我感到恐惧的则是艾米丽•斯通,她在火灾中被严重烧伤,同样经历了濒死后复苏。她康复后只对热源产生反应,会挣扎着逃离任何红色或发热的物体。她的亲人告诉我,艾米丽常常在深夜惊醒,尖叫着说出“不要回去”的话语。
最终,在某个泰晤士河面结着薄冰的冬日,她选择了拥抱极致的冰冷,似乎想要洗去臆想中,那时刻折磨她的永恒灼烧。
——我时常会在噩梦中回想起这个可怜的女人。她是否正是在被烈火焚身的极致痛苦中陷入濒死,而这种灼烧感,正如我经历的窒息般,成为了她通往“永恒彼岸”的船票?
她是否也像我那般,思维被禁锢于肉体濒死的瞬间,在尖叫与剧痛间进入“彼岸”,重复体验了成千上万个世纪的焚烧,直至神智彻底疯癫、然后再被我与艾姆斯鲁莽而傲慢地唤回人世?
如果这猜想属实,那么她最终投向冰河的决绝,或许并非出于疯癫,而是绝望至深的悲哀清醒。她想要为自己选择好下一次永恒折磨的“主题曲”;而至少当她再度回归死亡的彼岸时,迎接她的将不再是地狱的灼烧了。她为自己精心挑选出的、溺亡与极寒的终结,这两种崭新的痛苦将取代灼烧,占据她下一个永恒的全部。
至于巴塞洛缪•克劳福德,那个臃肿的贪婪与资本的化身,他的死亡则近乎带着种肮脏兼具神圣的讽刺。他被发现蜷缩在豪宅最阴暗的房间里,肠胃塞满了半消化的钞票与硬币,似乎生前曾疯狂地试图吞噬财富,以此缓解某种无法满足的饥饿。
巴塞罗缪没有在世的家人,被其视若生命的纺织厂与巨额财富,像流水般毫无波澜地汇入了生意伙伴的囊中。这位多行不义的豪绅,最终像一袋垃圾,被丢弃在贫民窟公墓的泥泞里腐烂,与他曾经卑劣迫害的工人们形成了闭环。
而这一切的起因,不过是在年初,他为了镶一颗金牙,做了一次微不足道的牙龈手术。某位学艺不精的麻醉师用量过度,让他短暂地、或许只有几十秒,堕入了那个窒息的濒死境地。
科学进步的余音仍在耳畔隆隆隆作响,我深知,或许未来的学者们会将这一系列悲剧,轻率解释为原始手术对大脑造成的物理损伤,正如现在的医生将过往手术的高致死率归咎于感染。
科学的火焰永不熄灭,只是这狂热将永远无法企及真实,最终仅作为狂热年代的遗产,被信徒们带入坟墓中珍藏。
而在阳世的短暂生命结束后,他们也将带着这份信仰深入彼岸,去面对倾覆他们认知的一切恐惧。
我始终坚信,祂还在彼岸等待着我——那个残酷而冷漠的存在,将每个堕入濒死的存在扭曲,精心为他们量身挑选永恒折磨的刑具。铁匠的羊角锤,烧伤者的寒流,资本家的饥饿,与我保留的记忆,皆是出自祂冷酷匠心之手的杰作。
尽管我短暂地逃脱了祂的居所,但我知道,自己已经被祂的目光注视过了,成为了某样新奇而值得关注的存在。而祂的关注,是人类这脆弱的存在形式无法抗争的重压。
我至今无法忘却那些永恒中的孤寂、空虚与尖叫,对祂而言或是恶作剧或是开恩的行径,如今已裹挟着恐惧,彻底摧毁了我的生活连同精神。
艾姆斯最终与我分道扬镳,因为我自始至终,无法对他吐露所见真相的万分之一。在他眼中,我只是个在成功前夕关停了重要实验,甚至连缘由都缄口不言的疯子,妄自剥夺了他名垂青史的契机。
艾姆斯很快找到了另一位心存高远的法国医生,开始进行关于人格分裂现象的实验。也许在那里他将会成为梦寐以求的、“历史的创造者”,并非是通过探索死亡的彼岸,而是通过破译并绘制活人内心深渊的地图。
(这里指的是真实历史事件:法国精神病学家皮埃尔•珍妮特等人系统研究多重人格现象。)
我至今未曾向任何人袒露这一切,因为我无法告诉他人:现世的一切不过是昙花一现,所有人都将在死后堕入那个终极的答案,接受永恒的折磨方才能跨越无尽的时间,然后去往那位守望者面前、等候量身定制的无尽折磨开始。
与终将遭遇的永恒痛苦相比,此生的一切享乐或悲欢都显得微不足道,不过是永恒的水晶山峰面前的一粒微尘。而这就是生命的真相:死后没有天堂与地狱,也不存在真正的安息或终结,只有以凡人脆弱的心智,去悲惨抵抗一个又一个永恒的侵蚀,直至不可避免地陷入疯癫。无人可幸免其外,再坚韧的意志也会在永恒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只因祂便是永恒本身,祂的酷刑直到无法可以理解的心智消融,才会短暂地告落。
但折磨永无休止,因为短暂的失去心智并非精神的终点。在不可思议的万古之中,即便死亡亦会消逝,在永恒的下一时刻,我们又将在绝望中被重拾,继续演绎绝望的轮回,无法享有片刻的安宁。
而在无数承受此刑的灵魂中,定然有一位存在,将得到祂的格外“关照”。他的名字是西奥多•沃林顿•莱斯特,霍勒斯•沃林顿爵士的养子,日不落帝国的贵族,两位伦敦工人结合后的产物之一,短暂作为艾姆斯的搭档窥视过死亡的彼岸。他居住在欧洲大陆,伦敦西城的富人区,每日从梅菲尔区的宅邸出发,穿越漫长的阶级鸿沟降临至白教堂医院,从事一份毫无希望与意义的工作。他浅薄的信仰是科学凌驾一切(现已被真相击垮,正处于迷惘中),他的内充满伪善的纠结,既不敢对抗世间不公,也不敢再涉足死亡的领域。他羞于出席附庸风雅的宴会,不敢直面优雅女士们的评头论足,害怕自己的妄言会打扰陌生的氛围,害怕灯影照亮他日渐稀疏的头发和纤细的肢体,害怕听见窃窃私语说:“看那个人变得多么憔悴”“看那个人的内心多么的傲慢而伪善!”
而当此生的卑劣或伪善作罢,西奥多终将回归那个世界、迎接注定的审判与酷刑。只因死亡是一切的终点,它凌驾于万物之上,凌驾于医学进步之上,凌驾于道德、信仰、阶级与财富之上,凌驾于现世所有微渺的悲欢喜乐之上。眼前的生命、事业与爱恨情仇,都不过是通往“万物终死”这道主菜之前的开胃酒。
死亡是世间最大的平等,无论是钟鸣鼎食的勋贵还是黔首百姓,死亡平等降临在一切并非永恒的存在面前,没有生命能够超脱其外。它吞没人世的荣光与梦想,杀死贵胄的金钱与名禄,平等地将幸运与不幸之人的生命掐断。任何延寿与替死的手段,都无法否定它在等待并渴望的事实,与那绝对的、永恒的真相:
死亡并非是停驻,而是面向那个永恒存在的痛苦之旅的始发站。真实的生命将于死亡之后展开,迈入那全无希望的真实;而无论医学在“此岸”取得何等成就,都显得如此渺小和可笑,甚至沦为一种残忍:它只能将更多人送回到痛苦的临时避难所(也就是生命),以便他们在未来坠入更深邃的绝望。
颤抖着写下这些文字时,冰冷的窗玻璃映照出我的形像:我看见自己的眼尾平添上几缕皱纹,额前的头发也日渐稀疏;我的腰背因伏案写作酸胀,目光不似昔日般锐利且专注。这些都是肉身走向衰败的路标,象征着我在老去历程上又迈出一步,不可阻拦地逐渐滑向中年。
我已经不再年轻,变成了苍老而又幼稚的络合怪物;我似乎能够看见自己余生的定局,然而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等待我的只有在苍白的、丧失意义的世界之中徒劳挣扎,最终被永恒的死亡所吞没。
继而我终于开始理解宗教,理解上帝或者其余众神存在的意义。那些光辉的应许之地、信徒永恒的家园,或许皆是创立者短暂目击过世界真相之后,出于怜悯或者绝望,为信徒们精心编造的仁慈谎言,引导他们珍惜现世的生活、不必为行将到来的审判耗费心神。
宗教为我们创造出美好沉沦的幻梦,是人民精神的鸦片,只为让我们在这短暂而徒劳的生命中,能够怀揣希望,能够遵循道德,而不至于像我这般,在知晓那终极真相后,在活着的时候,就对人生彻底绝望。所有的祈祷、所有的虔诚、所有的善行,都并非为了通往天国,而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忽略掉身后那无边的、永恒的黑暗。
但我并非无知而值得怜悯的教徒,我已经见过那冷漠的真实,便无法再依凭信仰寄托精神;我已经失去了面对生活的勇气,即使面对仅存的寿命,内心也如虫蠡般蜷缩。作为窥探了生命之终点,即死刑宣判之日期的我,已经失去了继续享受生命的资本。
最终我彻底变成伊莱贾的复制品,已经看遍了为人的全部意义与价值,余生内心将再不兴起分毫波澜。我终于理解了沃林顿爵士临终时的行为,当他被唤醒时,那立刻祈求回归死亡的觉悟:如果生命只不过是短暂的插曲,那倒不如放弃毫无意义的现世,直接回归死亡的永恒。如果不去经历,就不会有感知痛苦的资本;只有失去生命,才不会为人生的短促黯然神伤。
简而言之,我已不再渴求生命。为迎接那必将到来的酷烈永恒,为逃避那被恐惧与折磨填满的今生,我已经准备好回归死亡的彼岸,省却这食之无味的间章插曲。
今夜并非是个温柔的凉夜——我已为自己选定了结局,希望是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我将在庭院盛放的玫瑰丛中平静躺下,让阳光与花香成为通往永恒的路途中的伴侣。
然后,我会饮弹自尽,去拥抱那唯一平等的、最终将凌驾与万物的死亡归宿。
请原谅我无法再继续书写,因为每当笔尖划过纸面,我都会不可抑制地想起,在为祂所拥有的、那不可思议的万古之中,即使最甘美的花香也终将散发出淤泥般的腐臭。
我无法忍受那般美好的终幕,在无尽的未来过后,竟也沦为永恒折磨的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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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 dear father if you see fit?”
“We’ll send him to college for another year yet,”
“I’ll tie a blue ribbon all around his herd,”
“To let the maidens know that he is married.”
(注:同样出自Altan乐队的爱尔兰民谣《Daily Growing》)
孩提时代的我总是枕着这首安眠曲才能睡熟。伦敦白教堂区嘈杂的那些夏夜里,年幼的我与姐姐蜷缩在床上,伴着夜夜不宁的车马声,听母亲讲述源于祖母旧书中,关于萤火虫、森精灵与仲夏夜的故事,最终枕着她温柔的歌声入眠,去梦境中与那些奇异的存在相会。
彼时对于年幼的我们而言,污浊的夜空、分化的阶级、衰颓的社会、滋生的犯罪,一切都算不得是烦恼:纵使生活清贫,但拥有这样的歌声相伴,那些污浊的旁骛便统统遭到拒绝,被阻隔在这方由温存爱意构筑的屋檐外。
自从失去能够抵御伦敦贫民窟恶劣环境的歌声后,曾一度被拒绝的那些事物,全都如潮水般纷拥而至,彼此相依为命的姐弟二人,相互扶持着在这座城市中艰难求存,最终流落至儿童福利院中。
最终我凭借医学天赋被沃林顿爵士领养,而身为姐姐的夏洛蒂•莱斯特,则作为对领养者声誉的潜在威胁,被迫与自己的血亲分别。为了我的前程,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沃林顿提出的交易,在得到可观的赡养费后,被遣送至远离城市的郊区,不得再与拥有新身份的弟弟西奥多相见。
而那首安眠曲的后半部分,也随之佚失在时光洪流深处,只偶尔会在梦醒时分短暂浮现,最终化作濡湿枕巾的凄婉泪痕,想要挽留却无法触及。童年时的记忆如同是段过于悠久的梦境,每当想要追忆时只能拾起只鳞片羽,就像故事中那些甘美的炎夏,稚童站在退潮后的海滩上,捡拾未被海水带离的贝壳残片。
接连失去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位女性后,我时常对前景感到茫然,迫切地想要填满心底的空洞。为寻找自己的归宿,我曾徒劳奔走半生, 却未能寻获所求之物;我亦曾盲目地追求并崇拜科学,然而这份狂热最终却被冰冷的现实摧垮。
就在生命最绝望的时刻,那个孩提时代的温柔旧梦,却时隔多年再度抚慰起我的心灵;虽然曾经坐在床头温柔吟谣的母亲已然不在, 但那位短暂离我而去的温柔女性终于再度归来,而我本已行将就木的人生,也终于在看似悲凉的故事结尾另起新章。
夏洛蒂•莱斯特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到来,轻声叩响了沃林顿宅邸的门扉。那日窗外的白玫瑰开得正好,形容枯槁的我畏缩着来到窗前,便看见那位女性静候在门廊处,恍若某个久远梦境蓦然回归,令记忆之中的那幅图景,每当忆起也蒙覆上一层温润的光影。
原本游走在生与死的抉择中无法决断的我,突然间被这副柔美的图景感化般,如同死水的心潭逐渐泛起了波纹。仓皇剔除好多日未曾打理的胡须,梳理过蓬乱的头发,我下楼迎接她进门,如同多年前的孩提时代般,心底不觉生出几分暖意。
重逢的欣喜如暖流般,融化了冻结我心灵的绝望坚冰,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欣慰顿时洋溢于心间——或许正如那些经卷所宣扬那般,在历遍了苦难与挫折之后,我终于迎来了独属于自己的弥赛亚。
她就静静地站在那里,柔顺金发随意地披散在肩头,洁白的裙角还溅着缕泥渍,左手俏皮地背在身后、提着皮革角已磨白的手提箱。她既没有分开红海的全能,也未曾显现踏过加利利海的从容,这姿态落入我的眼中,却仿佛正裹挟着流溢的光晕般,将带给我救赎。
写下这些文段的时间是1889年8月的仲夏夜,曾令无数个夜晚变得温存的歌声,此刻正回荡于身后的房间,令我的落笔再无迟滞。今夜仍旧是个月色并不明媚的夜晚,却因有人陪伴而显得光彩夺目;或者说,自从再度拥有姐姐之后,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亮如白昼。
我的姐姐夏洛蒂,拥有这世上最坚韧而温柔的灵魂。自从得知我困扰我的病症后,她便不容置疑地搬进我的卧室,承担起监督我睡眠的责任。每个夜晚她都会静坐在床前,就着窗外灯影的朦胧的光晕,低吟浅唱那首母亲曾抚慰我们的安眠曲,直到确认我的呼吸变得绵长安稳,才悄然合身躺下。
而枕着这熟悉的歌声入眠,原本日夜折磨我的、冰冷的睡眠窒息竟也不再重现。我重新获得了期许已久的、安稳如童年般的睡眠。
我至今未曾向她吐露那些不可名状的恐惧,不愿让那些黑暗忧愁玷污她清澈的内心;也正因如此,当某日我从充斥着患者尖叫的噩梦中惊醒,试图蜷缩进房间角落、用沉默将自己与整个世界隔绝时,她只当我刚经历了一场普通的梦魇,便毫不犹豫地将我拖出门外,要求我带她领略伦敦的风土人情。
“穿上外套,”她的语气故作强硬,眼神中却满是心疼,“带我去看看‘你的’伦敦。”
于是我们逛遍了摄政街的奢侈品店铺,挽着彼此出席宴会,笨拙地穿梭于水晶吊灯下,甚至共同学习交谊圆舞曲。我原本厌恶的附庸风雅的社交,却因为身边伴侣的存在而焕发出生机;
我们也回到过白教堂区,踏过污水横流的熟悉街巷,去造访曾经短暂养育我们的博士之家福利院。我们曾经居住的故居中早已住进了新人,我们像是从未长大的顽童般,胡乱地叩响门板,又在主人应声开门前迅速跑开,只留下银铃般的笑声在街道上回荡,仿佛这样就能驱散盘踞于此的阴霾。
旅程的最后,我们回到伦敦城郊那片荒芜的公共墓地,试图寻找记忆中为母亲立下的无名坟茔。姐姐固执地相信,幼年时用那块裂纹砖石垒起的简陋标记,一定还保留在某个角落,于是我们从午后找到黄昏,终于在墓园最偏僻的围墙下,寻见了半块饱经风霜的灰砖。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姐姐的语气无比肯定,坚称这就是当年的遗留,于是我们在这简陋的墓碑之下默默落泪、回忆与相拥。
自始至终我没有作出反驳,尽管内心清晰地记得,真正的砖石应该留有特殊纹路,而眼前这块什么都没有。但我此刻终于明白,墓碑存在的意义绝非标注那抔黄土,而是寄托生者需要于此安放的思念。
当我们的泪水润湿这方泥土,当我们在暮色中紧紧相拥哭泣,这里便是母亲的安魂之所,毋庸置疑。
当我提出去拜访沃林顿爵士的坟墓时,姐姐沉默了片刻,才安静地跟随在我身后。养父的墓前仍旧常摆满鲜花,姐姐也献上一支洁白雏菊,然后双手合十,似乎祈祷着什么。
因为沃林顿爵士的缘故,她被迫与我分别十年的光阴,我不知道她此刻内心是否仍有着怨怼,但我却相信在她的祈祷里,更多的定是宽恕与释怀。
我们并没有在墓地中久留,当暮色如同温柔薄纱般彻底合拢时,姐姐重新站起身,紧握住我的手掌,她的肌肤冰冷,因常年劳作变得粗糙,却带给我异样的安定与温暖。
“我们回家吧。回到——属于我们的家。”
她轻声说道,语气中透露出尘埃落定后的平静。
回程的马车途中,我们相互依偎着彼此,却都保持着安静。窗外伦敦的灯火次第亮起,流动的光影映照在她宁静的侧颜间,明灭不定,我清晰地看见,一行湿意正无声地漫过她的眼尾,但那嘴角,却噙着抹释然的笑意。
在充斥于我们之间的那片温暖寂静中,我突然感到,勒紧我灵魂许久的、那名为“永恒”的绞索,似乎微不可察地松动了一寸。

或许是被她对待生命的态度所吸引,我逐渐努力重拾起直面未来的勇气,并非是要抗争无可言喻的宿命,而是在其降临之前、尽可能多的享受着现世,珍惜眼前所爱的存在。
今夜确实是个温和的凉夜,伴随着灯光写下这些文段后,我便会将它们永远地珍藏,作为承载人生某段历程不可或缺的记忆。亲爱的读者,如果你能够以某种方式获取这份文字,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经从这个世界中离开、重新回归了我们必然的归宿。
十分抱歉让你见证那一切冰冷的真相,但请允许我我凭借胸腔中此刻的热忱告诉你,人类存在于世的目的,或许并非顺应终将到来的死亡,而是在奔赴定局的途中,追寻此刻的归宿,并珍重手中紧握的、转瞬即逝的真实。
或许生命之于这冷漠的宇宙本身,确实轻如尘埃。但我们每一次的呼吸、每一次的相拥,与每一次明知徒劳却全力以赴的力竭,都将为我们照亮前途,赋予自身片刻的、坚不可摧的安宁。
截至写下这段文字,我浅薄的智慧,仍然未能征服死亡。在彼此相拥纠缠的岁月过后,或许我终将衰老、腐朽,甚至现今所有的欢愉,都不可避免地将在未来的永恒中,被扭曲成为痛苦的源泉。
但当我回头时,便能看见我爱的亲人在为我而吟谣,她并不知晓我经历过的黑暗,仅为安抚我的眉宇间的褶皱而歌唱;就在这个因彼此陪伴而变得温柔的夏夜里,我们早已用拥抱交换过所有的言语。
正是这份具体的温存,而非任何抽象的哲学与真理,为我驱离着笼罩生命的黑暗,照亮了彼此前行的坦途。
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将要结束这些叙事,惟愿它不曾过分困扰你珍贵的现世;我会将它束之高阁,并且在扉页写上“禁止偷看”的幼稚言语,以此防止我姐姐在不经意间翻开。
然后我将要动身,赴往今夜的义诊。这一次我并菲高踞于充斥着伪善的白教堂“圣殿”,而是深入那或许注定徒劳的济贫院、尽己所能试图挽救他人,拯救那些无法以数字权衡的生命。
——但在那之前,我会先去亲吻我的姐姐,向她道声晚安,然后轻缓熄灭桌面的夜灯。
我会告诉她我有多爱她,愿这份情谊能够持续得比生命更久远,陪伴着我潜入那终将吞噬一切的永恒死亡。
至少在生命的这一刻,我仍能够昂首面对那片虚无,平静而骄傲地宣告着:
我曾真正地存活于此,也曾真实地遇过、爱过。
“I’ll buy my love some flannel,”
“I’ll make my love a shroud.”
“And every stitch I put in it,”
“The tears they’ll pour down.”
“And every stitch I put in it,”
“How the tears the will flow.”
“Cruel fate has put an end to his gr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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