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紫凤
威奇托城开春的风总是很大。春季狂风吹过街道时，行人步履蹒跚，行道树的枝条被扯到同一个方向，而我的耳朵里会如同收到指令般响起一种令人难熬的鸣响。那鸣响声音不大，却总是滴滴嗒嗒的，像有什么东西在漏水，又像是有个人正在我脑子里说话。若是在以往，总会搅得我心绪不宁。
这是我的老毛病了，在我小的时候，我并没有学会接纳这种感觉。因此，我早早便学会一种策略——只要狂风乍起，我便缩回屋子，将门窗关严。最终将自己关进了四面墙壁里，安安静静地，不再被风打扰。
然而，这里是堪萨斯，中部大平原的腹地，横亘在龙卷风走廊的中央，那场将多萝西卷到奥兹国的知名龙卷风正是发生于此。此外，风力还与养活我故乡的航空产业息息相关，大风为工厂带来电力，又便利了飞机起飞。在这座城里，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和风打交道，哪怕我这种长年躲在屋子的书呆子也不例外。
虽说如此，不久以前的我却还是庆幸，自己能生活在一个离海500英里以上的地方。海浪打不到这里，飓风也深入不了那么远。那时的我还像一个躲避家长的孩子般，为自己离家出走的事实而沾沾自喜着。
我从不跟人提斐济的事。
那年我十岁，父亲拿了航空公司的年终奖，带着我和母亲去了南半球的斐济享受盛夏。飓风来的时候，我们正躲在一家海边民宿的一楼房间里。所有的电力和信号都暂时断了，父母无事可做，躺在床上睡觉，只有我一人拉了条窗帘缝往外看了一眼。就在这时，我见到一团如同别墅一般巨大的漆黑东西正天上滑过去。我呆住了，那东西不像是云，不像是鸟群，扭曲的形状就像是无数的肢体缠绕在一起，将我吓得心惊胆战，连叫喊的勇气都丧失了。但它速度很快，就像天边滑过的飞机般瞬间离开了我的视线，消失地无影无踪。倾泻而下的雨水似乎对它的飘动全无影响。后来雨小了，我便悄悄开门溜了出去。
那块巨大的东西消失了，不知道飘散到了何处。吹倒的椰林后面，倒是多出个一个篮球大小的圆形物体，黑得不对劲，表面隐隐发亮，像修路时被浇在地上的沥青，但并没有散发热气，就像飞机上丢下的炸弹一样。风还在呼啸地吹着，带着我的衣角和长发一齐纷飞，但它还不足以让一个十岁孩子走不动路。我走上前去，鬼使神差地伸出手，用拇指摁了一下那个圆形物体。软的，温的，像皮肤。然后它就炸了，一股细密的黑雾扑在我小臂上，瞬间渗了进去，没有留下伤口，什么也没有留下。
大概也是自那时起，每当遇到大风，我的耳朵里便有了出现鸣响的毛病。
那时候，我并未把耳鸣和海边联系在一起。虽然那个声音很独特，但在体内待的时间久了，你也不会再感到奇怪——因为它似乎对身体并没有什么坏处。久而久之，我便学会了共存。随着我的身体长开，心智成熟，我渐渐对世界各地的传说故事产生了兴趣。这项兴趣需要我到处旅行奔波，但大部分时候都只是扎进某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或会议室里，而不需要我在室外聆听风声。更多时候，我只满足于在线上检索资料而已。
高中毕业后，我在东海岸的一所大学里念书，舍友是个名叫萨凡纳·锡伯杜的欧亚混血儿。萨凡纳的母亲来自新奥尔良的越南移民社区，父亲则是进城开餐馆的卡津人后代。受她故乡杂糅的文化圈影响，萨凡纳同样对民间故事充满了兴趣。我们很快成为了大学里形影不离的要好朋友，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
她对我在斐济的经历一无所知，但却也是她意外让我开始了那场调查。
萨凡纳·锡伯杜的男友是她同乡的越南裔。男友姓吴，从小便和萨凡纳认识，两人的关系一向亲密。毕业后，我回到了西部的威奇托城，而萨凡纳则和吴回到了路易斯安那，住进了吴祖父留下的老房子里。2023年暑假，我收到她发来的照片：一栋漆成蓝色的木屋，门前有棵巨大的橡树，树枝上挂满了西班牙苔藓，正在随风轻轻飘荡，像无数灰色的触须。
“来玩吧。”她在短信里说，“我请你吃越南河粉。”
我买了去新奥尔良的灰狗票。
在新奥尔良的那几天，萨凡纳带我穿过法国区潮湿的后巷。她熟稔地与街边摆摊的老妇人打招呼，用我辨不清的克里奥尔语交换几句玩笑。那些摊位上摆着各种草药，一些装着粉末的玻璃瓶，还有绒布制成的口袋。萨凡纳兴致勃勃，拉着我买了条手链，又翻了大半本关于路易斯安那民间药草的册子。傍晚我们回到木屋时，门口吹过一阵大风，橡树上的西班牙苔藓被吹得几乎横了过来，我的耳中也跟着滴嗒了一下。我们一起开门走了进去，吴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
“飓风贝利尔，”他扭头看向我们，“在德州上岸了。”
萨凡纳在开放式厨房的灶台边倒了杯水。
“19年艾达那次我记得可清楚，害我们家停了整整三天的电。”
吴却忽然耸耸肩。
“05年卡特里娜才叫真清楚，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他的语气很平，像是在念什么与己无关的事。屋里静了一瞬。萨凡纳低声说了句“别讲了”。
但我想听，我问发生了什么。
吴沉默了一会儿。
“当时我祖父那会儿已经跑到新奥尔良一个避难所里了，安全得很。可是一阵非常强烈的狂风刮过来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用越南话吼了一嗓子，说‘它终于来了’——”吴顿了顿，“然后他冲了出去，跳进了旁边已经漫上来的洪水里。那水是浑的，都是油和垃圾。很多人想拉他，都没拉住。后来打捞队找了三天，连尸体都没找到。”
我转头看向萨凡纳。她倚在厨房台边，双臂抱着胸口，避开了我的眼睛。
“这事他高中就跟我说过，”她声音很轻，“我当时查了点资料，但……太奇怪了。我没继续。”
她抬起头来，对上了我的视线。
“你想看的话，楼上书房左手边有个铁皮箱子。他祖父的日记还搁在里面。”
日记已经很古老了，用防水油布封皮裹着，打开时泛黄的纸张会发出轻微的脆响。纸上沾满了一股书籍被压箱底多年散发出的旧木头气味，表面被手写的钢笔字压得凹凸不平，但文字内容却意外地保留得清晰无比，从中还能一眼看出“1969”“1970”等代表年份的字样。
“我祖父参加过越战。当时他是南越人，在南越的军队中服役，但是英语说得很好。”吴在一旁解释道，“所以他被派到美军游骑兵部队中当翻译。”
日记是用越南文写成的，放眼望去，全是标满了注音符号的简短单词音节，排列得很整齐，四平八稳，像是一个严谨的人所写。我粗略地扫了一眼，却发现自己看不来越南文。这时，萨凡纳才从一旁取出了她先前翻译出来的英文版稿件。
“这里对应着日记第234页的内容，这页往后翻几页——”她在我面前将日记翻到对应位置，“你看，这几页被撕了。”
我低头一看，那几页果然早已消失不见，只剩下一些不规则的锯齿。之后纸页上的文字则全然变了副模样，变得歪歪扭扭，东倒西歪，往前失去了之前那位严谨记录者的痕迹。我当时内心一惊，不由得对这几页的内容产生由衷的好奇，连忙接过萨凡纳手中的英文版看了起来。
越战期间，越南西部的西原山区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此地山高林密，地形崎岖，散布着越共天然的藏身处。吴的祖父叫吴光祥，是南越特种部队的成员，被派到了美军游骑兵中担任翻译。他不是这支部队正式成员，但因为他出色的英语口语，那些美国大兵都很愿意和他做朋友。1970年10月，他所在的游骑兵小队被派到西原山区内部某地执行侦查任务，在林地间遭遇狂风暴雨，原定的任务被迫取消，并且还不得不在当地滞留了三天之久。
“当时有两个台风接连袭击了越南中部。”萨凡纳在一旁解释，“平原地区被淹没，南北双方默契停战，美军出动空降师救援。那三天里其实发生了很多事，但那支小队被困在了山区里，什么都不知道。”
我点点头，继续照着萨凡纳的翻译版往下看。故事里出现了一名来自夏威夷的日本裔美军中士，名叫理查德·伊藤。虽说伊藤是美国人，但因为他长着一张亲切的亚洲面孔，吴光祥对他的记载可以说是非常详细，甚至完全转述伊藤所说的夏威夷风土人情。在吴光祥的文字里，我甚至读到了1960年智利大地震引发的海啸如何摧毁当地日裔社区的灾难往事。吴光祥详细地记录下了伊藤转述时的神情和语气，仿佛这件事真如同他所经历的战争现实般一同重要。
接下来的日记内容转向群像描写。这支小队由六名美军士兵、两名山民向导和翻译吴光祥共同组成。暴雨来临后，他们被困在了一处山洞里，山洪裹挟着泥沙顺流而下，堵住了前进和后退的道路。无线电通讯员传来了上级的指示，让他们在原地再坚守个48小时。坚守期间，两名不会说英语的山民向导负责放哨，而其他七人则共同生起了一堆篝火，围坐在旁边闲聊。
吴光祥并没有详细记载闲聊的内容，而是专门记下了理查德·伊藤讲述的两个传说。他认为这两个传说富含着那种令他熟悉的亚洲乡土色彩，同时也比那些美国人聊到的都市生活话题更为有趣。
第一个故事是琉球的。说很久以前，有个村子每年台风季都会在海滩上发现东西——有时是完整的船，有时是残破的渔网，偶尔还会有些说不上名字的动物尸体。但有一年，风暴过后，有东西从天上扔下了一个黑色的球，光滑得像打磨过的石头。他们把球搬回了村子，从那以后，村里人开始做噩梦，梦见自己一团白色的雾气上方，头顶是黑色的天空。 后来有人把球推回了海里，噩梦才消失。
第二个故事是夏威夷的。那里的老人说，有些风是活的，会卷来海底的东西，盘旋着上岸。如果你在台风天看见风里有影子，不要看，不要指，更不要跟着走。 因为那些影子会记住你，下一次涨潮的时候，它们会让你跟着他们一起回去。
“我不信这些。”吴光祥在日记里写道，“伊藤中士本来就是个爱编故事的人。但我还是把这些记下来了，万一以后写回忆录呢。”
第二天，台风刮得更猛。他们继续躲在山洞里，看山坡上的树被连根拔起，泥浆顺着山脊往下淌。在队长的指令下，吴光祥又跑去和两名土著向导闲聊。两名向导都说凌晨时在雨声中听到过有微弱的枪声打响，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听不出是哪里传来的。两名向导都肯定那是防空机枪的扫射声，因此附近几英里内可能正好存在一处越共据点。说不定有某架友军飞机就在不远处被越共打中了。
吴光祥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队长。然而当时山洞外的暴雨依然下得很大，狂风呼啸，人要是走出去连站都站不稳。正因为这种天气下敌人也不可能摸到此地，队长便只决定小队在此地继续休整。他们在冷却的篝火旁又围坐了几个钟头，吃了些军用干粮，但谁也没说话。吴光祥就是在这期间写下了部分日记。
日记到这里笔迹变乱了，有些字母像是手抖得厉害，甚至都没写直。萨凡纳翻译的英文版倒是工整地记载了这部分内容。一切的开端大概是在下午时分，非裔侦察兵丹尼斯忽然在众人的沉默中叫喊了一声，手指朝天空指去。
天上飘过了一团巨大的黑色物体，乍看一眼，像是一团黑色的云气。但那云气又交织成了无数条不自然的藤条状，从主体内部抽离出来，又融合为一，毫无规律地扭动着。但从总体来看，那东西又速度平稳，像是他们常见过的在空中翱翔的飞机一样。等它飘过之后，士兵邓肯这才议论了一句，说那肯定是军队研发的新型飞机，它在空中飞得如此平稳，一定是在准备去轰炸某处越共营地。队长霍尔将邓肯的言论斥为无稽之谈，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飞机长成那样。
由于距离原因，他们看不出那东西的具体大小，虽然吴光祥敢肯定，那玩意儿如果坠落下来绝对能把整片山谷填满。而倾泻而下的暴雨似乎对它毫无影响，它只是悬浮着飘过天空，就像空气本身一样。
“不可思议。”吴光祥在日记里写道，“等雨停后，我们一定要去最近的山民村庄问问那是什么。”
日记内容至此就彻底被消失的那几页给打断了。略过这几页内容后，吴光祥开始写起了撤离之后的事。如同我前面所说，这里的笔迹完全变了一副模样，字母忽大忽小，单词之间也不再对齐，有时还会出现一句话写到一半突然就不写了的情况。萨凡纳的英文翻译没有再写下去，因为其中的内容充满了逻辑断裂，根本不适合再写成完整的文本。她开始直接指着日记的字句，对我解释起了它的英文含义。
“这句话的意思是石头在黑人手里。下一句话则是越共死绝。”她在复述这些话时，脸上依然充满了肉眼可见的困惑，“这句话好像是在讲洗澡水不干净，但下一句又是他申请请假。后面是一句越南语里骂人的话，骂得很脏，我就不翻译了……”
她逐字逐句地翻译了下去，直到内容重新恢复了条理，就像一个病人在急救室里从濒死状态中被抢救了过来一样。后面的内容又是平凡的营地生活日常，他在岘港附近的营地休整，第一天抱怨食堂咖啡变难喝了，第二天抱怨军粮馊了没人管，第三天抱怨基地飞机起降的动静太大，搞得他总以为耳朵里有东西在响——接下来几页全是这类琐事。
随着雨季结束，旱季到来，前线的交火重新回到了一种常态化的状态，日记记载的任务内容又变多了。最终，日记中断于1971年4月，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子，再往后吴光祥还留了几页白纸没写，但他什么也没再多补充，草草地便画上了句号。
“这本日记是父亲交到我手里的。据他所说，被撕掉的那几页其实在他年轻时候都还在。”吴解释起了那些消失页面的内容，“我父亲说，那几页除了字外，还画了很多古怪的简笔画。后来有个邻居家的小孩觉得有趣，就给撕走了。”
“简笔画？”
“很难让人相信。”萨凡纳耸耸肩，“这本日记其他地方连一张插画都没有。吴的父亲讲不太清楚那些画的内容，只说是画了一尊令人反感的丑陋雕像，看一眼就让人忘不了。”
“后来我和萨凡纳说要查祖父的事，他想起还有这么一本日记，就交给了我们。”吴在一旁继续补充，“日记只记载了1969年到1971年的事，至于祖父有没有在之前和之后写过别的日记，我们谁也不知道。”
萨凡纳在高中时启动的调查是从追踪理查德·伊藤讲述的那两个传说开始。巧合的是，路易斯安娜的卡津人社区流传的一些传说同样认为某些邪恶的东西会被飓风从海上带出来。这些法裔居民会将两把刀摆成十字型九次，随时准备劈砍随风飘来的巨型不明物体。除此之外，他们还流传着有人用石雕从风中引来恶灵的传闻。这也是为什么萨凡纳觉得这个故事有种莫名熟悉感的原因。
萨凡纳·锡伯杜并没有沿着这条线调查太久，因为传说总是相似的，只有找到1970年事件的亲历者，才有可能搞清楚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遗憾的是，吴光祥并不是美军游骑兵部队的正式成员，因此在他离开军队后，他很快便和那些战友们断了联系。通过退伍军人协会来寻找美国战友对于一个移民来说更是不可能的事。
萨凡纳决定再次从日记出发入手寻找。日记里出现的人物中，唯一被明确提到籍贯的只有理查德·伊藤中士一人。一开始她对找出这名中士的信息并不抱有太大希望。谁知在搜索引擎里敲下了“理查德·伊藤”和他故乡的名字后，搜索结果跳出来的第一条，就让她握着鼠标的手顿住了。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夏威夷的一桩旧案。1983年4月，越战老兵理查德·伊藤在欧胡岛北岸的海滩上失踪。当天清晨，有人看见他独自沿着潮线散步，风很大，浪也高，但没人觉得异样。直到傍晚他未归，家人报警。海岸警卫队搜了三天，潜水员下到近海礁洞，什么也没找到。没有尸体，没有目击者，连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案件曾在日裔社区引起过不小的震动，毕竟伊藤是个当地的名人，返乡后又一直活跃在各种政治组织中，没人相信他会毫无理由地消失。但调查持续了几个月，终究搁置成一段无解的旧闻。
这个搜索结果加剧了萨凡纳心里的不安——同样的失踪结局，同样的水边，同样的找不到尸体。理查德·伊藤和吴光祥的遭遇在似乎在暗中存在着同种同样的关联。她想到了一种可能性——或许当年的台风真从大海里带出来某种不可名状的存在，因此海洋才最终吞噬了这两名目击者，让他们尸骨无存。
说完自己的推测后，萨凡纳·锡伯杜自嘲式地笑了一下。
“这个推测你也别太当真。”她说，“可能也只是个巧合而已。卡特里娜飓风都过去快二十年了，或许这件事情只是一个老兵在灾难来临时犯了PTSD。”
她的眼中展现出了一种彻底的疲惫，似乎复述这个故事早已拖垮她的精神。那天晚上，她早早地便和吴一起上床睡了。入夜时分，我一个人睡在他们家的客房里，难以入眠。客房里静得厉害，没有风，没有脑海里的滴嗒响声，只有我一个人仰头看着天花板，来回辗转反侧。
那晚我终究还是睡着了。梦里的我不在路易斯安那，不在那个挂着西班牙苔藓的木屋里，而是回到了斐济，回到了那年南半球夏季的海边民宿。
但一切都和记忆中不一样。台风还在刮，雨水斜斜地从天上泼下来。我站在民宿的门口，赤着脚，脚下的木地板是温热的，像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屋里传出母亲哼歌的声音，滴滴嗒嗒的，歌词我从来没听清过。父亲坐在床沿翻着一本航空杂志，严谨的姿态和记忆里的那个航空工程师完全一致，虽然我看不清他的脸。
我抬头望向天空。天上全是飞机。
数不清的飞机。银白色的、涂着条纹的、漆黑的。它们成群结队地飞过那片昏黑的天幕，像鱼群在海里游动一样整齐无声。那些飞机的轨迹交织在一起，画出无数道柔和的弧线。风没有吹乱它们的航线，雨打在机身上也激不起一丝晃动。它们翱翔得理所当然，好像天空本来就是给它们行走的一样。
他说，卫星升天以前，给飓风测速的手段只有让飞机开进风眼。但你知道吗，人类其实从来没有搞清楚飞机为什么能飞。空气动力学解释不了，牛顿三定律解释不了。说到底，那东西为什么能待在那么高的地方不掉下来，谁都说不清。牛顿不知道答案，伯努利不知道答案，莱特兄弟也不知道答案。我们只是习惯了它能在天上而已。
梦到这里就断了。我醒来时，客房的天花板还是黑的。天花板上闪过了几点模糊的暗影。它们在台风天里飞，飞得毫无道理，飞得像本来就应该在那里一样。
我在萨凡纳家又住了两天。两天里我没有再提日记的事，陪她去逛了法国市场的早市，吃了加了秋葵的浓汤，在密西西比河边看一艘拖船慢吞吞地逆流而上。第三天早晨，我收拾好背包，在客厅问她能不能把日记的复印件寄到威奇托去。
“你打算查下去？”她问。
我说只是想慢慢看，在威奇托反正没什么事做。
一周后，一个牛皮纸信封寄到了我在威奇托的公寓。里面是几十页复印纸，越南文的原件和英文翻译版的对应关系被标注了出来，萨凡纳用荧光笔在某些段落旁标了问号。 我租住的公寓在一条安静的住宅街上，二楼，朝北的窗户正对着一片开阔的停车场。这里的风总是比较小，耳中的滴嗒声偶然才会随着强风响起，就像漂泊的旅人回到了久别的故园。
我在餐桌旁铺开了所有材料。两相对照着翻了一遍，标记了提到的每一个小队成员名字：理查德·伊藤，丹尼斯，邓肯，奥维尔，绰号叫“眼镜”的无线电通讯员，两位名字不明的山民向导，还有队长，姓霍尔，其他资料不详。
我的思路很明确：山民向导的信息已经不可能找到了，但这些美国籍老兵，只要活过了越战，就一定有退伍记录、有家人、有战友联谊会。像这种执行过特殊任务的小队，成员之间往往保持着某种松散但持久的情感联络，只要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还活着，就可能找到其他所有的行踪。
我找到了一个活跃的越战历史论坛，那是一个由老兵后代和军事史学爱好者组成的社群，帖子更新得很慢，但有概率联系到一些老兵本人。我把故事整理成一篇帖子，发在了论坛上。标题起得很平常，叫“关于越南西原地区1970年的一次异常目击”。只把吴光祥日记里记载的内容转述了一遍，附上了那几页复印件照片，并询问是否有人认识霍尔、丹尼斯、邓肯或理查德·伊藤。
帖子沉了三天。第四天傍晚，一个ID为“喷气式飞机”的用户私信了我。
“你说的那支小队成员，我可能正好认识一位。在我家别墅的斜对门，正好住了一户非裔家庭，我和那户人家的丈夫是朋友。那户人家姓格里芬，家里有个自称参加过越战LRRP部队——也就是游骑兵部队前身——的老父亲，正好也叫丹尼斯。我托我朋友给老人看了你的帖子。他盯着那几个名字看了很久。他说他想见你。”
“喷气式飞机”的别墅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正好位于堪萨斯州的西面，同海洋的距离要比威奇托更远。去那里比前往路易斯安那要更加方便，因此在十月份左右的普通周末，我抽时间去了那里一趟。
丹佛的十月份天气已经凉了，干燥的风从洛基山上吹下来，带着松木和尘土的气味。这里的风不算大，无法在我的脑中诱发那种熟悉的鸣响，因此在丹佛的两天中，我感到了一种不自然的陌生感。到达当地后，我租了一辆小车，按照地址开到一处老旧的别墅区居民点。这里的房子并不是很大，门前大多种着矮松，草坪修建得很整齐，没有苔藓和藤蔓，什么也没有。
我并没有见到“喷气式飞机”，但丹尼斯老人的儿子出来迎接了我。他穿着干净的polo衫，说话简洁，在把我领进斜对门那栋灰白色的一层住宅后，只说了句“他等你很久了”。
客厅窗帘拉得很严实，我坐下之后适应了一会儿昏暗，才看清楚沙发里的老人。他深棕色皮肤，脊背弯着，头发全白。我还没开口他就先问了吴光祥的事。
我原原本本地将经过完整告诉了他。听完我的回答，他安静了大概三秒钟。然后他笑了，一种预见到果然如此后了然的笑。
“那它又拿到一个了嘛，”他机械地重复着自己的话语，“它又拿到一个了。拿到一个，再拿到一个，再拿一个，再拿——它不挑的。它不挑的。它就要你的脚往前走，它在等着你——”
他忽然收住，盯着我的脸看了几秒钟。
“你小时候碰过那个东西。那种从天上丢下来的玩意儿。”
我从不跟人提斐济的事，但他知道。也该有人知道了。我抬起小臂给他看，上面没有痕迹。他扫了一眼就挪开了。
“我们有七个人，”他说，“算上山民是九个，那两个山民后来不见了，谁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山里面没什么好去的，全是树，全是泥，走一百里也还是山，他们不见了就是不见了。”
然后他开始讲那个据点。但讲得断断续续，东一句西一句，像是在跟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清的东西搏斗。他说台风停了以后霍尔队长带着他们往直升机撤离点走，泥浆齐膝深，一路没人说话。两个山民向导不知怎么的就随便指了个方向说那里有个越共据点。太安静了，他说树林里鸟不叫虫不叫耳朵里全是空白的时候就该往反方向跑。但霍尔说不绕路了，要穿过去。
据点的范围在丹尼斯嘴里变了好几个形状。有时候是三个棚屋，有时候是四个，空地上有个铁锅，地上铺满了撕开的肢体。他只说是肢体，但没说是人还是动物的。他数过好几次，每次数出来都不一样，后来就不数了。他说那些腿和躯干的断口平滑得不正常，干干净净的，一点血都没有。绰号“眼镜”的无线电通讯员弯着腰吐了。
据点后面有几间茅草房，空地中央坐着一个黑球，跟篮球差不多大，油亮光滑。丹尼斯说他就没过去看黑球，因为那玩意儿看着像美军轰炸机丢下来的未爆弹。于是他转身往旁边走，在茅草房墙根下，他和吴光祥一起发现了另一样东西——一尊石雕，长得和风里飘的那玩意儿一模一样。拳头大小的灰白色石头，摸上去像风在吹——这是他的原话。他把石雕翻过来，底下有一排像字的东西，他看不懂。
他说吴光祥看了眼石雕就走了，只有他蹲在那里把石雕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不知看到第几遍的时候背后传来一声闷响——黑球炸了。他站起来转过身，看见一篷细密的黑雾正在弥散，扑到了霍尔等人脸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吴光祥离黑球很远，但他摔倒了，手掌摁在地上的黑色汁液里，擦不掉。丹尼斯是唯一一个干净的，因为他当时蹲在墙角握着那座石雕，离得最远。
他把那座石雕带回了美国，用布裹着放在床头柜上。退伍后，这些老战友每年都会互相寄一次明信片。但在霍尔队长消失后，他开始害怕了。丹尼斯说霍尔是1979年在洛杉矶失踪的，没有找到尸体，有人说他被人杀了，还有人认为他只是躲了起来。后来伊藤1983年在夏威夷海滩上消失，一度在他们战友圈里闹得沸沸扬扬。邓肯和奥维尔1985年在纽约失去联系。1990年，绰号“眼镜”的无线电通讯兵去佛罗里达找他度假，他们去海边钓鱼。有一阵风忽然大了起来，“眼镜”说了句“该和它回去了”。傍晚，他们一起住在一间普通的海边民宿里，第二天“眼镜”就消失了，警方将民宿翻了底朝天都没找到。
那之后他盘掉了自己在佛罗里达开的五金店，打包所有东西一路向西开了好几天，直到来到了丹佛市才停下。在那之前，他把那座石雕捐了出去，捐给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南亚艺术馆，一个姓戈德斯坦的教授来看了说这东西有学术价值，可以写论文可以展览。丹尼斯让他拿走了。
但他说那座石雕还在地下一层的柜子里放着，有标牌，有人研究它。他说那段话的时候声音忽高忽低，像是想让自己相信隔了一个小时和一座山就够了，又像是根本不信。
然后他忽然停住了，盯着我的脸，说他能看出来我耳朵里有那个声音。我说是的，我已经习惯了，而且它现在不响。他说你以为不响的时候它就不在了, 但它会一直响，刮风的时候响，不刮风也响，你睡着的时候它在你脑子里也响。响着响着你就不觉得那是声音了，你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它把你的念头和它的声音搅在一起，像糖放进水里，分不出来了。几天和几十年对那玩意儿来说其实都一样，只要有一天你站在海边，风大起来，你就会想走过去看一看吧。
但我回答自己并不担心这个，因为他搞错了，我来自一个离海500英里以上的地方，今后也不会再去海边了。
我起身离开了房间，没再多问什么。到这时，我对1970年所发生的事便已经基本了然了。然而，在离我开丹佛前，我还是先拐去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南亚艺术馆看了一眼。
就在艺术馆的地下室一层，我见到了戈德斯坦教授。我忘了自己是怎么进入到那个地方里面的。戈德斯坦教授是个高个子的老年白人男性，钻研亚洲艺术有些年份了。他和我聊得很开心，但纠正说这家艺术馆是关于北美原住民文化的，并非什么南亚艺术馆。地下一层的石雕很多，出土于北美各地，从阿拉斯加一直延伸到尤卡坦半岛。有块石雕正好符合我的描述——刻在石上的浮雕肢体扭曲，揉成一团，底下还刻着不知是各种语言的小字。与我记忆里斐济见到的那团物体一模一样。我站在它前面，发现这件展品标的是孟加拉国出土，时间是1970年11月。
1970年11月，旋风博拉袭击南亚孟加拉国的恒河三角洲地带，带走了三十万人的性命，整片地区一片狼藉。数个月后，孟加拉独立战争爆发，数百万人死于非命。那时的越南也在打仗，但展柜里并没有越南出土的器物。戈德斯坦教授解释馆方并没有越南方向的收藏记录，可能是丹尼斯·格里芬先生搞错了。至于那件南亚展品，他也不清楚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里。他建议我可以再看看别的。
附近展柜还有来自大平原地区的十几件器物，数不清有多少件，因为地下一层的构造类似球体。它在南半球被标记后，就会在北半球被吸走。其中三件表面的浮雕同样类似斐济空中的那团漆黑物体，出土地分别在俄克拉荷马、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州西部。其中堪萨斯那件的出土地点距威奇托约八十英里，上面的画面有些滑稽——浮雕底下还刻着几颗圆形的黑球，活像是在下蛋一样。戈德斯坦教授说，那是能让人同风暴共存的风神之卵。它出现在了离海500英里以上的地方，但我不害怕，因为我不会再去海边了。我拍了那三件。每件拍了三张，不同角度。
回到威奇托后，我将照片全都发给了萨凡纳。她没有回复我。我的调查至此收尾，没有结论，没有真相，没有任何关于那些失踪者去了哪里的解释。我学会了不再去追问。威奇托的风依旧会来，现在我不再躲了。我照常去上班，路过机场看飞机起降，在超市里挑苹果。风掀动衣角的时候，有时能听见回音，但随即又消散。
第二年开春，狂风照例刮来。耳鸣也跟着响，我照常出门、工作、吃饭，不再去分辨那声音是风声还是别的什么。我把它当成邻居的鼾声，或者墙里老旧的管道漏水，久而久之便习惯了。
直到那天夜里，又一场梦境来了。
那天夜晚的风并不大。窗外的停车场很安静，行道树也一动不动，但梦里的风已经刮了起来。我梦见自己站在一片开阔的停机坪上，航站台是并不是最新的，而是近百年前航空业初兴起时的样式。我抬头，看见天上全是飞机。小的，大的，军用的，民用的，从四面八方飞来，排成队列朝着头顶那片灰黑色的天幕驶去。飞机驶进去，就消失了，连尾迹的痕迹都留不下。但我知道它们在飞，还在黑暗里继续飞。它们掠过古老的天空，像被某种东西托举着。
我醒来的时候，窗外起风了。停车场对面，一整排房子的屋脊线在风中弯曲。天穹正上方，一团绝对的黑色天幕正在渗出来。
那个声音在我的耳内滴滴嗒嗒地鸣叫。或者说，它已经不再是声音了——它是一种气流，一种在我体内奔腾的气流。我能感觉到它在我颅腔里盘旋，沿着脊柱下行，灌满了胸腔，然后继续向下，汇入腹部和四肢。它快把我填满了。
那是它的呼吸，是它在说话。是亿万年来统治这片大气的东西在发出独属于它自己的低语。从我十岁那年，在斐济的海边见到黑球时，它就在我耳边说话了。这些年来它一直在等我停止抵抗。
我忽然想起了丹尼斯说的那句话——糖放进了水里。
我走到窗边，把窗户彻底推开。
风灌进来的瞬间，我的耳鸣停止了。所有声音都停止了。一股巨大的宁静从头顶浇下来。我能感到自己的意识在变稀薄。那种宁静太熟悉了，像离家很久的人终于听见了母亲的哼唱。
黑天正在扩大。风从东边压来，整座城市的天际线都被卷飞了起来。无数细小的黑点在风中升起，融入那片无边的黑色。飞机，铁鸟。它们从机场起飞，从空军基地起飞，从我知道或不知道的所有跑道上升空，迎向那片巨大的黑，飞入其中，化为那东西的一部分。这座城市的航空业就建立在它的脚底下，一百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它的怀中翱翔，哪怕此地离海超过五百英里远——因为并非是它来自海水，而是海水被它所裹挟着。
我听见体内所有空洞都在发出一阵低沉的鸣响。然后，我便看到了萨凡纳。她的脸，那栋漆成蓝色的木屋，橡树上飘荡的西班牙苔藓。我忽然想说，我找到答案了，那是亿万年前，连恐龙都未曾存在时便已在风中飘荡的生物。它比我们都古老，只要闭上眼睛，便能听见它的召唤。那召唤穿过数万英里的赤道，穿过了人类所有的战争和死亡，穿过了所有的传说、神话、祈祷和呓语，抵达了我的中央。然后我向前走了一步，走进风里。我感到自己开始上升，变散，变成那团扭曲着的藤条状肢体，汇入那片已经遮蔽了整个堪萨斯天空的无边暗色之中。
梦里的飞机还在起飞。它们飞入黑天，就不再坠落。
而在某个再也听不见风的地方，一个叫萨凡纳·锡伯杜的女孩会收到一张明信片，寄自威奇托，邮戳模糊，字迹潦草。在她因为我的失踪而感到恐惧时，她将看见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我终于不耳鸣了。”
